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天下第一館


天下第一館

-李汝城醫師談紐約台灣會館的危機與轉機-


楊遠薰

 

1996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李汝城醫師到法拉盛開完紐約台灣會館的年終理事會後,開車返回紐澤西家的途中,感到心情沉重。
             
他不滿意紐約台灣會館的營運情況,也擔憂會館年年赤字,前途岌岌可危。會館已經被救了兩次,若要再救第三次,恐沒人會理睬。「這是台灣人的公厝,怎麼可以任其倒閉?」他心如此嘀咕著,繼而想起近年台灣的處境也同樣令人憂心,不禁緊鎖眉頭

            台灣人要有尊嚴,自己就要站得住。如果連一間會館都保不住,豈不讓人看笑話?」他這般想著時,車子已過哈德遜河,前景豁然開朗。剎那間,他在心裡下個決定:「我要接掌台灣會館,讓它起死回生!
 

     1

「台灣」兩個字不能倒

李汝城在宜蘭頭城出生長大,算是宜蘭人。他的父親是彰化人,自日人就讀的台中二中、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後,即回台灣,在宜蘭一帶行醫。

因為出生杏林之家,李汝城自小耳濡目染,長大後即立志行醫。1953年,他自宜蘭中學畢業,順利考進台大醫學院醫科。1960年,他自台大醫科畢業,在海軍服役一年後,即回台大醫院任鼻喉科住院醫師。

六十年代,台灣興起留學風潮,李汝城乃於1962年到美國深造。抵美後,他先在紐澤西州的紐渥克(Newark)醫院實習,隨後接受五年的耳鼻喉科住院醫師訓練。其中一年,他還到底特律的醫院接受一年的外科訓練。然後,他在紐渥克的紐澤西醫學院擔任講師。

1969年,他通過美國耳鼻喉科專業考試,成為第一位在美國開業的台灣人耳鼻喉科醫師。此後四十年,他在紐澤西北部的庫德威爾(Caldwell)市開業行醫。

他的身材高大,個性豪邁,聲音響亮如宏鐘,頗有領袖的氣息。他言語幽默,喜歡講台灣話。他說,他從小就讀日本人唸的「小學校」,日本話講得和日本同學一樣道地。十一歲時,因為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改朝換代,所以開始講台灣話,亦勤學中文與英文。他後來到美國行醫,發現工作之餘,講台語最親切。1987年,他擔任紐約台灣醫師協會會長期間,一拿起麥克風,便台灣話出口,並且妙語如珠,讓會眾笑聲連連。

多年來,他開的車始終掛著「TAIWAN」的車牌。人家問他為什麼連車牌都指定「TAIWAN」的字號?他總半開玩笑地回答:「車子哪裡製造的不知道,不過開車的人確是百分之百的Made in Taiwan」。

  如此順遂的人何以志願接手燙手山芋,主動要擔任連年虧損的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想必是個性使然。」他說:「我一直相信事在人為,只要有決心,就會改變現狀。此外,就是出於我太太的一句話:『台灣』兩個字不能倒!」

1984年,當籌募紐約台灣會館基金的活動熱烈展開之際,籌募委員之一的蔡明峰想到一河之隔的紐澤西有個熱心的李汝城醫師,便開車到他家,邀他入股。他一聽到台灣人要建公厝,理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便慨然允諾。結果,他成了出錢最多的前三名股東之一。

「當時出錢,只是盡一己之力。」李汝城說:「所以最初幾年,理事會裡沒有我的名字,我也不曾過問會館的事。」

1991年,紐約台灣會館發生財務危機。所有股東無條件將股權捐給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救會館」運動,隨後在眾人全力支持下,暫時度過難關。

不料到了1993年,會館再度發生嚴重財務危機,即將被銀行法拍。接到通知,李汝城沮喪地對太太說:「台灣會館要倒了,不久就要被法拍。」

「『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李太太一聽,又氣又急地叫了起來。

被太太一激,李醫師頓時一想:「對啊,『台灣」兩個字怎麼可以倒?」

後來他說:「就是太太這句話,促使我積極投入救會館的行列。」

1993年,為了延續會館,紐約同鄉組了「台灣會館募款委員會」,公推陳隆豐、樊豐美、李汝城、賴弘典和黃再添五人為募款委員。他們四處籌錢,在緊要時刻亦得到來自台灣的協助,總算眾志成城,會館在那年年底終於再度化解危機。

1994年正月,紐約台灣會館改選理事,李汝城首度擔任理事。1996年,他進一步擔任副理事長,並負責財務。

他說:「但我那時並沒有參與實際的作業,僅在開會時,見會計報表月月赤字,心裡很不為然。同時又見會館沉寂,與我心目中的台灣人社區中心有段距離,因此覺得應作改革。」

因此1996年年底,他開完最後一次理事會,開車返家的途中,在心裡作了要接掌紐約台灣會館的決定。一回到家,他就找太太商量,請太太給他兩年假,讓他在行醫之餘,能抽出時間做些台灣會館的事。

明理的李太太很快地同意他的請求。於是李汝城打了幾個電話,請其他的理事們配合,然後在1997年正月理事會改選中,出任第八屆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2

化危機為轉機

出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前,長期行醫的李汝城除了擔任過一屆的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會長外,別無其他經營企業或公共服務的經驗。

但李汝城對未來有信心。他說,他於1987年接任大紐約區台灣醫師協會會長時,前任會長只移交給他兩百多塊美金的結餘。他上任後,立刻催收會費,開拓財源,不久帳目上的數字便足夠他舉辦多項活動。

他又說,他在任時很認真地舉辦各項活動,所以會員們的參與意願都很高。而且他還促使該會加入「北美洲台灣醫師協會(NATMA註一)」,成為全美台灣醫師協會的一份子,足見作為社團的負責人,只要用心去做,便會獲得支持,進而影響組織。

1997年正月,李汝城亦懷著相同的熱情與幹勁接任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他就任之前,即已認真研析紐約台灣會館的問題與癥結,努力思索改善與解決之道。因此在上任後的第一次理事會裡,他便提出「經營紐約台灣會館的十大方針」,期許在短期內,會館的財務能由負轉為正,並且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的台美人社區中心。

他的經營會館十大方針要旨如下:一、設立長期研發計劃,二、會館使用公開化,三、爭取會員入會,四、設立理事責任制,五、訂立工作人員職責與獎勵制度,六、確定會訊流通,七、加強對外交流,八、開源節流,九、廣辦文教活動,十、明確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這十條方針絕不是競選口號,」李理事長說:「而是我們要認真執行的項目,同時也是我期待化會館的危機為轉機的策略。」

他的執行之道如下:

首先,他認為「人」是改變會館營運的主要因素,因此委任熱心能幹的劉蘇多惠理事負責館務、聘媒體工作者施長要為會館經理、任孫愛華為秘書,共同推動會館業務。

其次,他認為會館必須公開化與公眾化。為此,他們研擬出下列幾項策略:

)、廣開文教班。館方在獲取新知方面,開設電腦與英語班;在運動方面,開設乒乓球、太極拳與土風舞班;在音樂方面,開設卡拉OK與古箏班;在才藝方面,開設繪畫、書法、中國結與插花班。此外,他們還在暑假期間開設兒童讀經、台語文、青少年繪畫、電腦…等課程,目的在服務社區,招徠民眾。

)、開放會館給長輩們。會館在週一至週四的白天開放給「台灣長春會」作聚會、運動、交誼、作手工藝或學英語、電腦等使用,星期五的白天則開放給「台灣基督徒長輩會」作為查經、聽道與崇拜的場所,使台灣會館成為長輩們的聚會中心。

)、開放會館給各社團使用。各社團可商借會館的教室召開會議,但若使用大廳辦活動,則應自由奉獻。倘若各社團使用的時間有所衝突,則以會員的借用為優先。

結果不出數個月,紐約台灣會館無論在週末或週日,都人氣興旺。在開文教班方面,因為電腦與英語班報名的人很多,都各開六班。在服務長輩方面,「今仔日要到會館嗎?」成了長輩們之間的日常會話,還有人甚至因此搬到法拉盛,以便就近到會館參加活動。至於週末,則因各社團在此舉辦活動,人進人出,熱鬧非凡。
 

 

解決會館的赤字問題更是李汝城就任理事長後的當務之急。他說,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廣開財源。

方法之一是廣徵會員,每人年費一百元。建立這個制度,一方面在培養鄉親們認養這個「家」的觀念,另方面則將會費作為維持會館的基本費用。

方法之二是每年舉辦募款大會,建立理事責任制。會館的理事會設二十名理事,理事們的責任包括參與會務決策、分擔會館事務,並負責募款的配票與成績。

李汝城說:「我們的理事不但沒有車馬費,而且還要奉獻金錢、時間與心力。理事們要負起撐家的責任,所以在一年一度的募款大會上,常務理事要負責二十張票,一般理事要負責十張票。許多理事常自掏腰包,包辦所有該負責的票。」

「說來難以相信,紐約台灣會館自建館至1996年年底,每個月的財務都呈赤字。但自1997年二月後,收支立刻由負轉為正。」李汝城醫師十分欣慰地說。

與此同時,為樹立「會館是咱們的家」的觀念,他認為館方必須與「家人」經常溝通,因此每個月都發行會館通訊。他很驕傲地說,紐約台灣會館的會訊在1997年以前一共發行九期,但自他接任到2000年七月,會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十九期。藉著會訊的發行,會員瞭解會館在做什麼,會更有參與感。同時因為每期的會訊都刊載奉獻的鄉親名字,同鄉們也更樂於奉獻。

此外,為營造「咱們是一個大家庭」的氣氛,每逢舊曆年底,台灣會館的理事們就自掏腰包,合辦酒席,請所有會員到會館一起吃「尾牙」。春節的那個週末,大家聚在會館團拜,請眾人吃湯圓等應景年物。每逢特殊慶典時,館方亦準備茶點、提供場地,與鄉親們共慶。

如此在月有盈餘、募款有績效的情況下,會館因使用量激增,設備不敷使用。

本著「取之於眾,用之於眾」的原理,李汝城在1998年夏天的理事會上提出四項工程擴建計劃,獲得理事會的一致通過。這四項擴建工程包括:

1)修建地下室,增建教室、撞球室、橋牌室與遊藝間。

2)在一樓增設會員聯誼室和儲藏室。

3)在舞台後面加蓋演員化妝室、休息室及洗手間。

4)增建二樓教室兩間,並且在屋頂旁邊加蓋陽台。

由於該擴建計劃將在1999年動工,因此李汝城在1998年底兩年一任的理事長任期屆滿之際,尋求連任。

他說:「這與當初向太太請假兩年的說法有背,但目前環境有異。我就任時提出的會館十大經營方針,還有很多項尚未完成,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需要多些時間,將目標實現。」

他在1999年正月眾望所歸地蟬聯第九屆紐約台灣會館理事長。

3

天下第一館

 

李汝城理事長於1998年提出的會館四項工程計劃,在1999年逐一完工。會館因此增加了許多使用的空間,成為名符其實的紐約台美人社區中心。

與此同時,賴弘典醫師等人發起成立「購置史坦威(Steinway)演奏用鋼琴基金」。經過兩年的籌募,亦在2000年達到目標。如今,一台華麗的史坦威D型演奏用鋼琴屹立在大廳的舞台,台灣會館也因此成為紐約台灣人開音樂會的演奏廳之一。

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海外鄉親欣喜異常,台灣會館亦成為鄉親聚集與高談闊論的地方。那年,會館再度進行第二期修建計劃。「這回,我們將會館的門面裝修得更美麗,內部的一些整修得更完善。」李醫師說。

他接著感性地道:「我很幸運地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幫助。在館內,我獲得理事們與員工們的熱心配合。在館外,我獲得眾多鄉親與自己的兄弟親朋們的贊助,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有時,我收到人家捐獻給會館的巨額支票,內心都有說不出的感動!」

會館經理施長要則說:「李醫師雖住在紐澤西,卻毫不受距離的限制。他每天都打幾通電話到會館,還不時傳真文件或指示過來。難得他在緊湊的看病行程中,還抽出這麼多時間與心神在會館的業務上。」

會館理事劉蘇多惠說:「李醫師做事認真,對理想很堅持,但他為人風趣,喜歡講笑話,不會讓人感到嚴肅,與他一起開會,也都不覺得議程冗長。」

李汝城也常以幽默的方式處理嚴肅的議題。2000年年初,台灣立法委員馮滬祥和謝啟大訪問紐約台灣會館,李理事長負責接待。在招待會中,李汝城一直以台灣話發言,於是有人說:「能不能請這位先生講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

這時,李理事長不徐不緩地笑道:「我們到中華公所去,就講廣東話;到台灣會館來,就講台灣話。」這個議題便在和諧中結束。

李汝城不僅做事有魄力,並且豪氣萬千。他就任第八屆理事長期間,將紐約台灣會館命名為「天下第一館」,使紐約的台灣人覺得很有面子。

何以他如此自豪,稱紐約台灣會館為「天下第一館」?
 
李汝城笑著回答:「紐約台灣會館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標誌(Logo),為同鄉呂明森所設計。1998年,南加州台灣會館成立時,創辦人之一的林榮松醫師向紐約台灣會館商借這個標誌。紐約台灣會館不僅樂意看到南加州台灣會館使用這個標誌,並且希望全球各地的台灣會館都使用相同的標誌,互相結成兄弟姐妹館。屆時,紐約台灣會館因為是第一家台灣會館,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天下第一館』!」

 
說著,他拿出紐約台灣會館的標誌,解釋道:「你看,這個大圓球裡有一間厝。厝由屋頂和屋身合組的「台」字來表達,象徵地球上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台灣會館。圓球底下有兩隻手圍托著,表示海外台灣人用雙手小心翼翼地呵護這間寶貴的公厝。圓球的頂端有深色圓拱形的『TAIWAN CENTER』的英文字母,雙手的兩邊則有淺色的『台灣會館』四個中文字。你看,這個Logo多麼美麗!」

他又說:「紐約台灣會館因為是海外的第一家台灣會館,我們在無先例可循、亦無經驗的情況下,獨力摸索走了許多迂迴路。但願我們走過的路能成為其他台灣會館的借鏡,使各地的台灣中心都能很快地步上康莊的大道。」

「特別要提的是,」他最後道:「許多人一提起紐約台灣會館,僅知會館曾有許多財務危機,卻不知有多少同鄉的愛心在其中。如果沒有眾同鄉的愛護,紐約的台灣會館不會延續到今日。」

的確,紐約台灣會館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誕生,在困頓中踉蹌成長,爾後在眾人的愛心照顧下茁壯,因而寫下台灣人在美國開拓台美社區的第一頁!

辭別李醫師,不禁想起「有夢最美」這句話。也許真有那麼一天,地球上的主要城市都有台灣會館,每個會館都使用一個球裡有個「台」字的標誌,那將是美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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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北美洲台灣醫師協會全名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

照片說明:

1. 李汝城醫師近影。

2.李汝城醫師伉儷合影。

3. 紐約台灣會館標誌(Logo)

4 2013年紐約台灣會館組「林來瘋(Linsanity)粉絲團」,支援台美籃球明星林書豪。

5. 2013年底理事長交接,蔡明峰傳棒給陳春蘭。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心心念念一間厝(上)

 
心心念念一間厝(上)

─陳隆豐律師談紐約台灣會館的故事

 楊遠薰

「這就是咱們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還有這個『台灣會館』的扁額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便有著掩不住的驕傲。

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在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即將被法院拍賣的前夕,竟得以化險為夷!其間經歷的曲折,簡直筆墨難以形容。已經數不清多少次,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情況而沉沉伏伏。

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我為了會館,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打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還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如此與紐約台灣會館結緣?
 

1

陳隆豐說,當年他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單純地想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當時覺得受人之托,便得全力以赴。如今想來,在籌建會館之前,他已多次為同鄉的聚會覓尋場地。如此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深深烙在他心底,所以當眾人熱烈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也跟著熱血沸騰。

何以他如此熱心?他說,這得從他到美國留學之初開始說起。

陳隆豐於1965年抵達費城,就讀長春藤盟校之一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學研究所。

在此之前,因為他的二哥陳隆志是個出了名的才子,自台南佳里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一路頂著第一名的光環,所以他自小隨著二哥的腳步前進,同樣考進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同樣在大學時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在服兵役後,赴美留學。

到了費城後,他很快 地發現地靈人傑的費城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亦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簡稱3F註一),首倡台灣獨立的思想。不過,晚了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結緣,倒是與那時在賓大攻讀經濟博士學位的羅福全相交甚深。

陳隆豐說,羅福全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好客,所以他們家就變成台灣留學生的窩。

「舉個例子說,」陳隆豐道:「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但毛清芬如果買一打螃蟹,一定打電話邀朋友們過去,讓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我們當年說的『一打螃蟹十二人分』。大家有點好東西,便一起分享,感情十分融洽。」

此外,他在每年聖誕節前,都會興致勃勃地搭火車到紐參加「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紐約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組織了一個「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在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聚會,一起過節。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陳隆豐說:「所以早期都租用哥大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逐漸增多,就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

1967年,陳隆豐獲得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後,轉到紐約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就讀紐約大學期間,他很自然地成為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的熱心跑腿,並且在1968年時獨當一面地編起《鄉訊》來。

陳隆豐說,六、七十年代,台灣人在紐約都克勤克儉,很少住得起寬敞的公寓。所以窮學生一到紐約,便為沒地方住煩惱。那時,有幾位熱心的同鄉便聯合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讓外地來的留學生居住。」

後來,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著名的「台灣樓」。台灣樓公司的股東們將大部份的房間出租,但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台灣學生們得以暫時居住。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多位風雲人物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這棟大樓實在太老舊,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

又過了幾年,因為水管、暖氣等問題實在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於是在 1975年,其時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的陳隆豐期便將這兩間公寓還給「台灣樓」公司。「台灣樓」公司的股東們再將這棟樓還給貸款公司,結束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2

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一直持續到1970年,方告一段落。

1970年可說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UFI註二)」在紐約正式成立。四月二十四日,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意圖行刺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被捕,震撼海內外。

同年,全美台灣同鄉會(簡稱TAA註二)在華府註冊登記,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正式走入歷史。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各地區的同鄉紛紛組各地區的台灣同鄉會,再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同樣在那年,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美國。1971年九月,一些熱心人士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假紐約的斯塔特勒希爾頓(Statler Hilton)酒店舉辦一場空前未有的「民眾大會」,邀請彭明敏教授擔任主講人,大約兩千台灣同鄉參加,聲勢浩大,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的司儀,頗令他引以為傲。

爾後,陳隆豐越加參與同鄉會的事務。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運動的蓬勃,參加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同鄉也迅速增加,國際學舍的場地早就不敷使用。於是他開始找場地,找來找去,終於找到座落在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一家中學,也就是後來的漢特大學(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供台灣同鄉會開會時使用。

回憶當年的歲月,陳隆豐說,那年頭,大家都沒錢,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留學生,而且大多數是單身,但少數有家眷的都很照顧這些單身的學生。當時有位在波頓(Borden )公司做事的王博士,就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生產的冷凍食品。還有同鄉(羅介川)的太太很會擦潤餅皮,所以每次開同鄉會,人人都有潤餅吃。

「後來回台出任慈濟大學校長的方菊雄教授是個好好先生。」陳隆豐接著說:「他那時和太太黃靜枝租的公寓幾乎成了同鄉會的窩。我們常在他家開會、聊天,直到子夜。也還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大家想在紐約時報登廣告,但一問價格,竟要六千美金,都嚇住了!」

1973年,方菊雄教授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期間,適逢黨外人士康寧祥訪問紐約,同鄉會便假漢特大學附屬高中舉辦演講會,結果到的人很多,擠滿了會場,再度造成轟動。

隔年,方菊雄代表紐約台灣同鄉會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台會或WFTA註三)」的成立大會。他在會中並且應允諾隔年將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可是他的任期到1974年即屆滿,於是極力推薦陳隆豐接任會長,並將舉辦世台會的棒子交給他。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很幸運地租到紐約大學的禮堂當會場,自己也感到興奮。

「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欣喜地說:「我們每天中午都向在帝國大廈旁開『元祿壽司』的李正三訂購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天晚上,參加的人多達近兩千人。中國竟派人來鬧事,結果被大家追趕到跳陽台逃跑,讓大家的心情High到家。」

無論如何,陳隆豐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期間,再度感到漢特大學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使用,於是另外找了華格納高中(Senator Robert Wagner High School),作為同鄉會的開會地點。後來許多年,同鄉會一直租用這所高中辦活動。

陳隆豐的熱心服務後來亦有了美好的回報。當時亦是紐約客的蔡同榮有一次到東京開會,獲悉日本企業家郭榮桔有個猶待字閨中的漂亮女兒,便想起尚是光棍的陳隆豐,因此向郭老前輩要了張郭玥娟小姐的玉照,帶回紐約給陳隆豐,結果竟撮合了一樁美好的姻緣。(待續)

 
 


照片說明:

1、陳隆豐律師攝於律師事務所。

2、紐約台灣同鄉會館。

3 陳隆豐律師伉儷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