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莊明哲醫師的故事

奇異恩典
─精神遺傳學大師莊明哲教授的奇妙歷程
楊遠薰

1950年的一個仲夏夜,二十歲的莊明哲在施錫圭牧師陪同下,跪在聖壇前,求主保守他考上醫學院,以便日後行醫傳教,為主作工。

許多人在成年後便忘了年少時許的願,但莊明哲卻將二十歲那年的決志當作腳前的一盞燈,在往後的人生,步步隨主的引導前進。如今,他是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師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亦是一個享譽國際的精神遺傳學大師

2013年的一個七月天,莊教授在他聖地牙哥大學的辦公室裡,笑談年輕時所領受的一連串奇異恩典,並引用他最喜愛的經句「我們知道上帝跟那些愛他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呼召的,一同工作,使萬事都有益處。(羅馬書828,希望年輕一輩的朋友能因知道他的心路歷程而對自己有所助益。

1

莊明哲生長在台南安平,一個古老的漁港。鎮上廟宇林立,然因他的母親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他自小隨母親上安平教會。

他說:「小時候到教會,是奉母親之命。但唸高中時,教會來了個畢業台南神學校的施錫圭牧師,很會講道,讓我十分心儀,因此暗下志願,以後要當牧師。」

但他向施牧師表白這心願時,施牧師反勸他報考醫學院。因為施牧師認為他若日後行醫傳教,會發揮更大的效果,所以有了他二十歲那年的禱告與決志

1950年夏天,莊明哲自台南一中畢業,如願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接著北上求學,開始當起熱忱的教會青年。

他說,他進台大的前一年,台大醫科由六年制改為七年制。其中,大一、大二唸醫學預科,大三、大四修基礎醫學,大五、大六在台大醫院臨床學習,大七當實習醫師。因為大一、大二在羅斯福路的台大校總部上課,他到鄰近的和平長老教會作禮拜,活躍於學生團契。

和平長老教會座落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毗連師大與台大,是許多南部到台北唸書的大專青年喜愛的一個聚會所。莊明哲與班上另外五位同學每星期都到和平教會聚會。他在那裡帶領查經,也帶唱聖詩,與其他契友相處融融。

升上大三後,他們幾位醫科的學生因為改到中山南路的台大醫學院上課,就搬到城中區的醫學宿舍去。

說:「我們不久發現中山南路與濟南路囗有家濟南教會,但沒有學生團契。醫學院生化系的系主任董大成教授即是該教會的長老,很鼓勵我們去開創,所以儘管平教會的契友一再挽留我們,我們六位醫科的同學還是轉到濟南教會,在那裡開拓學生團契。」
當時除了上濟南教會外,他還在星期日下午到城中區的青年會(YMCA) ,參加由外籍宣教師帶領的「教會青年活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簡稱SCM)」,亦常在會中帶唱詩歌。

五十年代,外籍宣教師孫雅各牧師(Rev. James Dickson)的夫人孫理蓮牧師(Rev. Lilian Dickson)自美國母會募到─些基金,在台灣成立「芥菜籽會」,從事關懷孤兒與山地服務,深獲董大成教授的支持。在董教授鼓勵下,莊明哲亦常隨「芥菜籽會」到台灣東部山區作種種關懷服務。

藉由這些服事,莊明哲每年的寒暑假都過得忙碌又充實。唸完大四的暑假,他到花蓮門諾醫院當義工。唸完大五的暑假,因為已在醫院作了一年的臨床學習,他便與其他五位同學共組一個醫療團,到台灣中部無醫師的濱海漁村作醫療服務。

他說:「那時,許多沿海居民皆患沙眼,所以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診治沙眼。我們在中部濱海地區待了一個多月,走遍沒有醫生的鄉村後,就決定前往埔里的山區服務。」

抵達埔里那天,他們到埔里教會找牧師,發現埔里已有幾位醫師,不太需要他們的幫助。但既然已上山,也不便當日踅回,所以向牧師借宿教會。

牧師說,埔里夜晚蚊子多,他們若在教會過夜,恐會被蚊子叮得睡不著覺。不過,埔里鎮上的柯保安醫師是教會的會友,夫妻倆都很熱心,家裡房子很大,若和他們商量,或可讓他們住到柯外科家去。

「結果,柯醫師不僅讓我們住他家,還請我們吃晚飯。」莊明哲教授眉飛色舞地說:「他們的女兒柯惠香剛唸完台大藥學系一年級,回家過暑假,也與我們一起吃飯。她很害羞,在我們這六位大男生面前,頭都不敢抬。所以一餐飯吃下來,我都沒看清她的臉。」

「但她認識我。」他繼續高興地說:「因為她也參加台北青年會的教會青年活動,知道我在那裡帶唱,所以後來回台北,我們就開始交往,五年後步進結婚禮堂。你看,我無意中瞎闖到埔里,竟遇上良緣美眷,這豈不是神所賜予的一大恩典?」

2

至於為什麼會想當精神科醫師?明哲說:「其實這亦是神的引領。因為我唸醫學院時,一直想當開業醫師,結果唸到後來,兩個奇妙的際遇引導我走向精神科。」

他說,剛升上大七的那年, 孫雅各牧師娘一口氣認養了六個十幾歲的孤兒。他們都是大陸來台的少年罪犯,已經坐監期滿,早該出獄,卻因沒有親人作保,只好繼續窩在監獄裡。孫牧師娘知悉後,興起憐憫心,便全部認養,將他們統統保釋出來,安置在一間公寓裡。但這些少年需人觀護,孫牧師娘便想到莊明哲,於是請莊醫師和他們住在一起。

那時在台大醫院任實習醫師的莊明哲因此成了這群少年的觀護人,只要不住醫院的日子,他就回「家」,與這些孤兒們在一起。

他說:「剛開始一起生活時,確實很頭疼。但相處久了,我慢慢發現他們所以到處滋事,主要是缺乏別人的關懷,潛意識裡想要引人注意。所以我就把他們當作研究個案,寫下我的畢業論文:《少年罪犯的心理因素》。這是後來我想多研習精神科的一個導因。」

然後,在他完成實習醫生訓練的那年夏天,孫牧師娘又交給他一件差事。原來台東基督教診所的醫師突然被徵召服役六個月。那所診所有六十張病床,卻只有一位醫師,如今醫師臨時出缺,孫牧師娘便情商莊明哲,於是這個甫自醫學院畢業的新科醫師便走馬上任。

莊醫師說,他到台東後,每天從早看病看到晚,患者都是些經濟弱勢的原住民、農民、榮民或漁民。他們通常抱怨這裡不對、那裡不舒服,但又檢查不出特別的癥狀。仔細聽他們道來,發覺他們通常都有財務、婚姻或家庭等問題。那時,他開始深切感到一個人若精神鬱悶,會影響身體健康。

「所以,我原先計劃畢業後就去開業,」莊明哲說:「這下不禁心想:如果在開業前,能接受兩年的精神專科訓練,相信對病人會有幫助。」

其時,留學風潮已經十分盛行。」他接著說:「班上的同學大都在畢業前後報考美國醫師協會為外國醫師舉辦的「ECFMG(E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測驗。然後在考試及格後,陸續出國。我因為打定主意要留在台灣,開業行醫兼傳教,所以沒去考ECFMG。後來又決定多研習兩年的精神專科,因此留在台大當住院醫師。」

也因此自1957年秋天,莊明哲開始在台大醫院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

其時,林宗義教授甫自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成為在台大醫院精神科裡很受歡迎的一位年輕學者。他在美國專攻的當時在歐美醫界非常盛行的弗洛伊德(S. Freud) 的精神分析學,回台後即展開實際的田野調查研究。莊明哲躬逢盛會,到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第一年,就跟隨林宗義教授作精神分析的研究,負責田野調查的進行。

他們選擇台北市郊的木柵、台南市郊的安平與新竹縣的新埔三個地方,實地調查當地居民罹患精神分裂的情形

莊醫師說:「當時有關精神分析的調查都在醫院裡進行,林教授的這項研究調查係首度延伸到醫院以外的社區、鄉鎮,從事實地調查,因此論文發表後,在醫學界引起廣泛的重視。」

但莊明哲後來並沒有走上精神分析研究之途,因為他在逐家挨戶作訪問時,發現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精神分裂的患者往往具有家族性,倘若追溯患者的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姐妹,就會發現其家族裡往往還有其他類似的患者。他開始認為精神分裂應與遺傳有關,奠下他未來研究的方向。

3
莊明哲醫師(右一)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期間,膺任麻州精神疾病研究中心院長。他(右一)是歷該院任院長裡惟一的亞裔人士。

然而,一心想當開業醫生、藉以行醫傳教的他為什麼會改變初衷,轉而從事醫學研究?莊醫師笑道:「這其實也是上帝的帶領。」

他說,當住院醫師的第一年稱R1,第二年稱R2,如此從R1R2R3R4一級級升上去,升上R5,就是總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再升上去,就是主治醫師。那時,他的計劃是在台大醫院精神科裡當完R1R2後,就去開業。

由於台大醫院是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必須教學。學期結束後,由學生評鑑。他因自學生時代即常帶領查經,也屢隨芥菜籽會山下鄉作各種服務,見識較廣,且具有宗教性的喜樂情懷,所以講課生動,很受學生歡迎,每年教學都被評為第一名,也因此從R1R2R3R4地逐年升上去。

台大的住院醫師名額採金字塔制,越往上,名額越少,到後來能升上精神科總住院醫師的,往往只有一人。所以他視每年升等為榮譽,就這麼一年又一年地留在台大醫院裡。

            「等到1962年,我升上台大醫院的主治醫師暨醫學院的講師後,」莊醫師說:「就開始思考日後若要從事醫學教學與研究,就必須到國外接受更先進的訓練,並獲取更高的學位。當時全球從事精神遺傳學研究,有兩位公認的先趨。一位是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Dr. Kallman,另一位是英國倫敦大學的Dr. Slaper。因為我的同學都到美國,所以我就申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結果,他不但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更獲得每年五千美金的獎學金!

五千美金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字,因此莊明哲很快地回信接受並道謝。但就在這時,另一件奇妙的事發生。

他說:「有一天早上,我太太到前院撿報紙,意外地讀到『中英留學獎學金』正開放申請的新聞,就慫恿我報名。」

「中英留學獎學金」係清朝在義和團事件後的庚子賠款裡,賠給英國的部分後來改設獎學金,每年提供三個名額給中國學生赴英留學。其中醫學、科學與人文各一名。

其時的中英留學獎學金係由東海大學的一名外籍教授負責審理。莊醫師拗不過太太,便報名參加考試。

考試過後一段時日,沒聽到下文,他也不放在心上。然而有個星期日,他去教會作禮拜,會後碰到明牧師(Rev. Maxmillan),彼此寒暄幾句,便要道別,這時聽得明牧師說:「See you tomorrow (明天見)。」

他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便問道:「明天見什麼?」

這下輪到明牧師詫異地反問說:「你不是申請中英留學獎學金嗎?明天就要口試啊,我是口試委員之一呢。」

「真哪?我並沒有接到通知。」莊醫師說。

「那你得打電話去問,因為名單上有你的名字。」明牧師答。

於是回到家後,莊明哲立刻打電話去查詢,方知通知函早已寄出,但不知為什麼遺失了。所以他第二天趕去參加口試,結果被錄取了!

錄取後,他開始思量究竟到美國好?還是到英國好?這時,他太太說:「英國即將與中國建交,以後要到英國會很難,何不寫信給哥倫比亞大學,要求暫緩一年,然後到英國留學一年,再轉往美國?」

他覺得有道理,便依太太的建議行事,然後在1962年赴英國留學,追隨倫敦大學的精神遺傳學大師Dr. Eliot Slaper,從事精神遺傳方面的研究。

追隨Dr. Slaper的一年,他自覺受益良多,但一年將屆,他依原訂計劃正準備啟程赴美之際,忽然傳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Dr. Kallman突然病故的消息,不得不另作打算。
這時,Dr. Slaper留他在英國倫敦大學,繼續跟他作研究,他也因此在1965年獲得精神遺傳學的哲學博士。

「我人生的一些重要轉折,其實都不是出於我的規劃,而是神的帶領。」莊明哲教授說到此,微笑地說:「想想看,我太太那天若不去撿報紙,就不會讀到中英留學獎學金正接受報名的新聞。我那個星期日若不是碰到明牧師,我也會錯過口試的日期,而去不成英國。這一切豈不都是上帝的恩典?」

「至於Dr. Kallman若不突然病故,我也不會繼續留在英倫。」他又說:「結果,我的老師Dr. Slaper一直是全球精神遺傳學的泰斗,他去世後,我承襲他的衣缽,便成為這領域的先趨。」

而更重要的是,他始終惦記二十歲那年的決志,所以自在台大當住院醫師開始,乃至後來到美國,先後在愛荷華大學、哈佛大學與現在的聖地牙哥大學執教,無論工作有多忙,行程有多緊湊,他都持續每週在家帶領查經、每月在教會講道的服事,數十年如一日。

他說,回首前塵,一步一腳印,神引領他、呼召他,他也努力以謙卑的服事作為回應,結果諸事順利。所以他願以自身的故事作見證,與大家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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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精神遺傳學大師莊明哲教授莊明哲教授近影。
2 莊明哲醫師(右一)任哈佛大學醫學教授期間,膺任麻州精神疾病研究中心院長。他(右一)是歷該院任院長裡惟一的亞裔人士。

3 莊教授於1996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證書懸掛在他目前在聖地牙哥大學的辦公室裡。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范清亮的故事


回首來時路

─范清亮與陳淑雲的故事

楊遠薰

生化學家范清亮(Chris Fan) 博士成功地創辦了三家生醫科技公司,但他與太太陳淑雲卻喜愛談從前什麼都沒有、只有夢想與理想年代的故事。
 

范清亮說,自大學畢業到美國留學、到波士頓從事博士後研究、乃至初到聖地牙哥「吃頭路」的那段日子不僅溫馨,而且歷久彌新。那是一段許多海外留學生都有過的心路歷程,而他因為一些事情發生時,都躬逢其盛,所以感受更加深刻。
 

「七、八十年代,」這位傑出的生醫科技企業家爽朗地笑道:「台灣社會開始風起雲湧時,海外亦發生不少事情。我的運氣很好,一些重要事情發生時,我都正好在場;當機會掉下來時,我就用雙手托住,並且加以發揮。」
 

那是怎樣的一段際遇?且聽他道來。

1

「我的運氣很好」是范清亮的口頭禪。他一提起往事,便笑著如此開場道:「當年大學畢業,男生要當兵。別人被分發到基地,每天被操練得半死。我卻被分發到松山機場,當預官,天天上下班,晚上還教人拉小提琴、賺外快,學生一收十來個。你說,我運氣好不好?」
 

「好啊。」我笑著回應道,心想:一些在客家庄長大的客家子弟大都克勤克儉、認真嚴肅,他這個在台北長大的客家子弟卻歡天喜地、打球、打橋牌、拉小提琴…,書還唸得一級棒,自建國中學、台大化學系畢業後,當預官時就拿到美國普渡大學的獎學金,確實八字比別人好。
 
「好運的事還在後頭呢!」他接著說:「當年台南有個三B青少年交響樂團,聲名遠播。台北因此有個廖年賦先生,也想辦個『世紀交響樂團』,在我大學畢業那年暑假在頭城舉辦音樂營。我報名參加,認識了一起拉小提琴的陳淑雲。她那時才十八歲,在文化學院唸大一,長得很可愛。暑假結束,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你說,我運氣好不 好?」
 

我望著他身旁吟吟含笑、斯文秀麗的范太太,不得不承認他的運氣好,不過還加了句:「你有本事。」
 

六、七十年代,台灣興起留學潮。范清亮在1969年服完兵役後,亦搭乘留學的浪潮,飛到美國印地安那州,就讀普渡大學生化研究所。
 

在普渡唸書時,他結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說:「普渡大學因為理工科強,男生特別多。當年,蔡嘉寅、胡勝正、陳昭地和陳唐山等人都在那裡,大夥人熱衷打壘球。我們相約只要華氏四十度以上,就在球場見。結果陳昭地最認真,每逢天氣乍暖還寒,便在前一晚打電話一個個地問:明天打不打球?」
 

「打完球,」他繼續說:「大家一起開講,話題總離不開台灣。當年,國民黨政府封鎖資訊。留學生出國時,個個都是忠(國民)黨愛國的好學生。到了國外,發現很多事在台灣時都沒聽過,乍聽人家講台灣的事,很難接受,便起爭辯。但經過一番激盪與思想後,想法逐漸改變,就開始對國民黨政府起反感。我剛到普渡的第一年,被開導。第二年,就主動加入開導新生的行列。」
 

1971年正月,保衛釣魚台運動在芝加哥轟轟烈烈地上演。離芝城近普渡大學台灣留學生們自亦受到衝擊。
 
范清亮說:「保釣時,台灣學生與統派都反國民黨,立場一致。保釣後,因為國家認同不同,雙方自然分開。此後,留學生分成台灣派、統派與國民黨派三派。台灣派的學生組台灣同鄉會,凝聚力很強,活動也辦得很頻繁。」
 
            那年,在文化學院音樂系唸大三的陳淑雲因為兩地相思,乾脆情奔美國,當起年輕的范太太。她婚後繼續在普渡大學修習音樂學位。
 

話說從前,她笑道:「當留學生很窮,卻也窮得開心。當年,大家聚一起打球、pot luck(每家煮一盤菜),就很高興。猶記我到普渡的第二年,中西部台灣人壘球大賽在普渡舉行,這可是當地的一件大事呢,因為我們得煮五百人的飯菜給大家吃!
 

「小鎮裡,沒什麼像樣的中國餐館。」她繼續說:「就是有,我們也吃不起,所以眾人得想辦法。後來,有人發現學校附近的瀑布下游有許多鯉魚,就發動大家去捉魚。結果,一大群人在水裡又叫又笑,奮鬥半天,真的抓了許多魚回家。」
 

「然後,我們把魚放在浴缸裡,讓魚吐沙。隔天,殺魚、清魚、炸魚,炸得滿屋子都是油煙,最後總算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鯉魚。開飯時,五百個人圍坐五十桌,每桌都有一道糖醋鯉魚,香噴噴、味道奇佳,又不花錢,大家都很得意。但這道菜整整花了眾人兩天功夫才做成。」
 

談起往事,兩人咯咯笑不停。范清亮亦神采飛揚地說:「那時所有球隊裡,最厲害的就是底特律的老仙隊。他們有國手級球員,又有制服,神氣得不得了。我們每次比賽,一碰上老仙隊,就手軟腳軟,氣勢短一截。他們一連蟬聯一、二十年的冠軍,直到第二代球隊興起,才把他們擊敗。」
 

就這樣,他們在普渡大學歡喜過四載。然後在1973年,范清亮順利拿到生化博士學位,並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找到博士後研究的工作,陳淑雲亦在普渡大學拿到藝術學士學位,兩人便很有成就地離開印地安那州,前往波士頓開拓前程。
 

2
 
 
到波士頓後,范清亮追隨前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布朗博士(Dr. Gene Brown),從事有關葉酸(Folic Acid)的研究。
 

他說:「我當時養了很多果蠅。因為果蠅的眼睛是紅的,能製造一種與葉酸類似的元素。我把實驗室的冷凍庫溫度調高,在裡面養果蠅,天天觀察。有一天,打開冷凍庫時,一不留神,果蠅飛了出來。哇,不得了,實驗室裡到處都是果蠅,飛得嗡嗡響。我得負責把果蠅抓回來,這可真是一件大工程呢!哈哈哈!」
 
在波士頓,喜歡熱鬧的范清亮又結交了一群好朋友。他說,陳重信、張啟典、葉吉福等人都是他當年的好夥伴。那些年,台灣發生不少事情,譬如蔣介石去世、台灣政論被停刊、白雅燦被捕等等。他們每聚在一起,都談時事談得口沫橫飛,慷慨激昂。
 

1976年,國民黨政府派了六名中正理工學院的軍校生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彈導向系統。時值越戰,美國許多大學生都反戰,麻省理工學院的美國學生乃因此質疑校方幫助外國政府訓練軍事是否合宜?為此,他們舉辦一場規模盛大的座談會,亦邀請范清亮參與談話。
 

范清亮說,留美的軍校學生向來負有監視其他台灣留學生的任務,素為眾人所不喜。所以在座談會中,他發言道:「台灣當前是一個獨裁體制的國家,校方幫獨裁政權發展軍備,無異變相欺壓台灣的百姓。」
 

此語一出,一名持照相機的軍校生立刻起身,對他猛拍照,因此引起其他台灣學生的憤怒,當場發生衝突。隔日,學校的報紙大幅報導這樁事件,並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行為詳加描述。此後數個月,國民黨派與台灣派學生對立,雙方劍拔弩張,煙硝味甚濃。
 

范清亮是這事件的主角,自受矚目。有人為他喝采,但亦有人懷恨在心。為防人暗算,他特地去買了一把噴霧槍,隨身攜帶,尤其夜晚獨自從實驗室走到停車場,更不敢大意。
 

他的台灣意識因此更加堅定,原本不諳河洛話的他開始習講河洛話,他現在台語能朗朗上口,也算是當年事件的一大收穫。
 
3
 

1977年,范清亮獲貝克門﹝Beckman﹞生物儀器公司的聘請,到南加州的卡爾斯貝勒(Carlsbad)就職,全家遂由美國的東北角搬到西南岸,定居四季如春的聖地牙哥。
 

七十年代後期,海外熱心鄉親鑒於國民黨政府動輒逮捕異議人士,遂組「台灣人權協會」,聲援島內民主運動。1978年,熱心的范清亮接任台灣人權協會會長,開始與島內的民主人士展開密切聯繫。
 

隔年,《美麗島》雜誌在全台發行,黨外勢力迅速擴展。 十二月十日,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當晚,范清亮接到施明德自高雄現場打來的電話,告以國民黨軍警已經採取鎮壓,並使用催淚彈。施並呼籲說,一旦警方展開逮捕,海外必須緊急救援。
 

果然次日,國民黨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地展開全島大逮捕,一時風聲鶴唳,肅殺之氣騰騰。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地被捕,且有被處極刑之可能,海外鄉親莫不憂心忡忡。人權會長范清亮緊急成立熱線,迅速展開救援。
 

淑雲則不分晝夜地打電話給被捕人士的家屬,再將錄音內容傳給紐約張富雄與楊宜宜夫婦,讓他們在其所主持的「台灣之音」裡播出。當時的「台灣之音」是全球各地鄉親收取「美麗島事件」被捕人士最新消息的最大來源,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線路都非常忙碌。
 

「那時,艾琳達的母親執教於聖地牙哥的一所大學,常與我們聯絡。」范清亮說:「艾琳達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時,她母親通知我們,我們就動員許多鄉親到聖地牙時機場接她,並在機場舉行記者招待會,十分轟動。後來艾琳達到其他城市,各地的鄉親都依此模式進行,所以當年美麗島事件的公關與宣傳,都在機場舉行。」
 

此外,范清亮在普渡大學的朋友陳唐山任職華府聯邦政府,與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私交甚篤。陳唐山建議台灣人權協會鼓勵同鄉寫信,向美國國會議員揭發國民黨迫害人權與民主之事實。范清亮乃經由全美台灣人組織,發起寫信運動。結果,同鄉反應之熱烈,遠超過他們的預料。
 

陳淑雲說:「那陣子,各地寄來的簽名信多如雪片。我把那些信一一整理影印,再一張張地堆疊起來,結果從地上一直堆到比餐桌還高的地方。我將那些信裝訂成冊,寄給華府的陳唐山,由他交給甘迺迪參議員。當時連甘迺迪參議員都驚嘆道: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陳情信!」
 

這期間,范清亮還和郭清江、張倚石等數位同鄉到洛杉磯北美事務協調處呈遞抗議書。他說,抗議的過程十分精彩,完全超乎他的想像。
 

他描述道:那天,他們十來人一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口,就被擋駕。交涉不成,只好自行闖了進去。進去後,他站在大廳中央,自口袋掏出一紙台灣人權協會的抗議聲明,開始大聲宣讀。這時,同行的伙伴見牆上掛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巨幅相片,竟怒從中來,衝上去掀下來,見到其他東西,亦一併掃落。待他正氣凜然唸完聲明最後一個字,同伴已闖禍,一夥人連忙拔腿跑。
 

「這事件讓張倚石被警方起訴,我的電話亦被錄音調查。」事隔多年,范清亮想起當年血氣方剛,不覺好笑。
 
「但當時的心情確實無比悲憤。」范清亮說:「1980年二月二十八日,身繫囹圄的林義雄家裡竟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與一對雙胞女兒皆遭亂刀砍死,惟一倖存的女兒奐勻身中十多刀,奄奄一息躺在血泊中,經過急救,才告生還。這種人間慘劇活生生地發生在我們所愛的故鄉裡,怎樣不令人悲憤?」
 
林奐勻出 院後,媽媽方素敏決定讓她離開那塊傷心地,便帶她遠走美國。隱身在舉目無親的南加州。
 
因是人權協會會長,范清亮與太太淑雲常與方素敏聯繫。在獲悉她們母女到達南加州後,他們便開車去看她們。
 

4
 
 
「我們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見到了方素敏與林奐勻。」陳淑雲說:「母女倆驚惶害怕如驚弓之鳥。見她們又孤單又脆弱的模樣,我忍不住落淚。」
 

因為事前已有聯絡,縱使內心萬分不捨,亦與范清亮夫婦素昧平生,方素敏還是將惟一的命根託付他們,再自行飛返台灣,收拾悲慘的殘局。
 

范清亮夫婦則帶著九歲的林奐勻回聖地牙哥,對外宣稱她是淑雲姐姐的女兒,然後安排她去上學。同時,為提防兇手追殺到聖地牙哥,范家特別安裝了保全系統。
 
「奐勻一是個很安靜、敏感又懂事的女孩,」淑雲說:「我們疼她如親生女兒。她和我們的兒子雅志(Felix)玩得很好。有一回,兩個孩子要養寵物,我們一起去買天竺鼠。雅志要公的,奐勻要母的,我只好各買一隻回家。沒想到天竺鼠繁殖得很快,不久就生了一大堆,鼠籠也越換越大。結果有一回,孩子餵食,忘了關籠門,天竺鼠跑了出來,藏在壁櫥裡、衣櫃裡、地毯下…,到處都是。全家搜天竺鼠,搜得天翻地覆,那可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奐勻在范家住了相當一段時日,直到林義雄的妹妹移民美國,才將她接過去。范清亮夫婦從此收她為乾女兒,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奐勻和雅志都喜愛音樂,」淑雲說:「兩人長大後,都在音樂上有很好的發展。奐勻後來到紐約唸書,認識了一個好青年,決定結婚。他倆先在紐約行婚禮,然後與雙方家長到聖地牙哥,在我們家舉行禧宴。如今,他們都有五個女兒了,一直住在台灣,默默奉獻鄉土,我們都為她感到驕傲。」
 
            范清亮則在1981年美麗島事件定案後,卸下台灣人權協會長職務,專心發展事業,不久在生醫科技界即闖出一片天。自美麗島事件後,他不再參與政治,民進黨執政期間,亦未擔任一官半職。但他一直與奐勻保持密切聯繫,亦長期支持林義雄創設的慈林文教基金會。
 
            他依舊笑口常開地把他的成就歸於「運氣很好」,但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是一個有遠見、有實力與實魄力的科技專家暨企業家。
 

「我的運氣實在很好,」他依舊這樣說:「在年輕的年代,得有機會遇到許多事,讓我與淑雲能無怨無悔、熱情認真地投入增進台灣人權與民主的洪流,為我們的生命留下光彩的一頁,這是我倆最感欣慰與驕傲的事。」(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