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 星期日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上)


一枝草一點露()
  ─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 ─
楊遠薰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然後本著敦厚溫和的心,長期服務台加社區,幫助許多稍後移居溫哥華的新移民。

              「人生過程有高有低,每遇到挑戰時,」廖純如說:「我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一枝草一點露,頓覺力氣倍生,就繼續朝目標走下去。」

            「天無絕人之路,」施興國說:「我生命中多次遇到貴人,因此覺得只要心存善良,有目標、有理想,不斷努力,路便越走越寬,人生也因此有意義。」

八角亭的孩子
             回憶童年, 施興國爽朗地笑道:「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我甚至不知道學校何時開學,何時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大夥兒就結伴、赤腳走到學校。」

            在雲林縣二崙鄉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出生長大的施興國繼續開心地笑者說:「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在上課。我悄悄溜進,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大半天。然後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他是九個孩子裡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與打零工維生。他說: 「我的父母都很忙,沒時間管我們,孩子上不上學都無所謂。老師若看不到學生,會到村裡找孩子。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拌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屋旁的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

              這樣的環境居然能出個留美博士,實在奇妙。

            「不是一個,是兩個。」他比著手指糾正道:「我的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

            他說,他唸小學四年級時,級任導師劉志芳先生到他家作家庭訪問,見他家的情況後,對他的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讓他與弟弟住到他家去,他願意照顧她倆。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他與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後來,他又先後考上台中一中高中部與成大化學系。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考進台灣電力公司,然後在服務台電期間,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於1968年秋赴美深造。

            「劉志芳老師是我與弟弟的大恩人。」興國緬懷地說:「他是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在台灣生活了四十年,始終沒成家,直到兩岸開通,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當年弟弟年紀小,他還收弟弟為養子。我和弟弟能遇到這麼好的人,改變了我們的一生,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與施興國同鄉,卻在迥然不同的環境長大。純如的父親是個醫生,但不幸在她五歲時被扣以匪諜的罪名,入獄十二年,以致孩子們都在政治犯家屬的陰影中長大。

            純如說:「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雲林縣二崙鄉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很有愛心,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當時,他見許多鄉下人生了病,沒錢就醫,很可憐,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她繼續說:「後來,一些人共同成立一個健保組織,每家年繳二十元基本費,全年看病免費,並可自農會領取藥物,等於現在的健保。但因為是個組織,引起政府的疑忌,瞬間將所有相關人員統統逮捕,以匪諜的罪名起訴。」

            時為1951年,值白色恐怖年代。初審的結果,廖萬督醫師被判七年。廖純如說:「當時,鄉人非常憤慨,因此集體陳情。但二審判決,父親的 刑期卻被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刑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刑十五年。這對受難者與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全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廖純如在成長的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我唸小學時,」她回憶說:「爸爸被關在新店的安坑監獄裡。媽媽每次去探監,都帶我們五個孩子同行。從雲林縣二崙鄉到台北縣安坑鄉是段迢遙的路。媽媽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在探監前一天,全家清晨即起,自二崙搭客運到西螺,轉車到斗南,再自斗南搭火車到台北,然後乘三輪車到親戚家。」

            「我們在親戚家借宿一夜,」她繼續說:「隔晨一早就搭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媽媽開始分送東西給警衛與獄卒。經過重重關卡,東西都快分送光了,才見到父親。迄今,我仍清楚記得父親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我們分剩的食物的情景。每當想起那一幕,我的眼淚就忍不住噗溯溯地掉下來。」

            不幸的事尚在後頭。純如說:「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的前一日,我們去探監,發現父親竟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一長排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1960年,廖萬督醫師在安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1964年,廖醫師在服滿整整十二年刑期後,終於獲准出獄。

            「父親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純如說:「因為他在獄中研究針灸頗有心得,所以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爸爸很有愛心,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所以在1968年時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

             純如唸小學與中學的十二年,正是她父親服刑時。她說,她原本很活潑,功課很好,但後來發現同學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就常一路哭著回家。媽媽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就將他們轉學到外地。所以她後來轉學至彰化民生國小,畢業後順利考上彰化女中。

            「在彰化,沒有人知道我爸爸是誰,所以我很輕鬆,初中三年都當班長,表現很出色。但後來到台北唸中山女高後,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十分敏感與内向。」純如說。

            她就讀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時,寒暑假都在父親的醫院幫忙,亦隨父親到台東開業。1970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大學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婚後兩個月,純如便離開記憶不甚美好的台灣,隨夫到美國,展開另一個嶄新的生活。

            「當年與父親在一起時,常聽爸爸說:一枝草一點露。」廖純如說:「我那時不太明白這句話的涵義。後來出了國,增長許多閱歷,才能體會箇中的真諦,覺得受惠良多。」

天涯為客
            施興國的個性隨和, 自1968年抵達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後,便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一些台灣學生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與陳炳杞教授家作客。

        「當年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裡,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施興國說:「每年感恩節,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都會邀請鄰州的鄉親們一起聚餐。我們每年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那種鄉親見面的歡喜,實在令人回味。」

            他們隨後亦在內布拉斯加組了一個台灣同鄉會。廖純如在1970年抵達內布拉斯加後,受眾人的感染,個性逐漸開朗,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

            她說:「我那年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舉辦的感恩節聚餐裡,見到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父親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敬佩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隔年,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發現自己懷了孕,頓時不知該喜還憂?因為他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她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不知該怎麼辦?

            結果,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到德國。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真是喜出望外。

            在德國,他們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認識了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等一些留歐學生。當時,留歐學生正在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一些熱心人士便紛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去。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徹夜話台灣,個個充滿年輕的熱情。

             施興國在德國作短期研究後,即偕純如回內布拉斯加,共育一女。1973年,興國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到加拿大的渥太華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全家乃搬到渥太華。

            「早春的渥太華非常美麗,」廖純如說:「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風景美如畫。我們隨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因此決定在加拿大居留。」

            施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時,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在波昂期間,他們又添一名小壯丁,同時繼續參加德國的台灣同鄉會。

            「當時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大家總談台灣,談得欲罷不能。」興國說。

            1977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十分熱心服務鄉親。但在1978年的一天,突然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全家乃匆匆打包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轉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他面臨生涯的挑戰。他希望到大學教書,但所專攻的物理化學十分冷門,很難謀到教職。回台灣或許是條出路,但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幾經考量,他作了一個決定:離開學術界,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1979年十一月,施興國開一部老爺車,載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便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前途茫茫。開車的人固然如履薄冰,坐在車裡的家人亦戰戰兢兢。

            「在白雪茫茫中,我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心想一枝卑微的小草只要一點露就能生存,上天必不置我們於絕地,因此感到心安。」純如說。

            就這樣,他們在冰天雪地中長途跋涉,足足開一個月的車,終於安抵溫哥華。
施興國夫婦2008年回雲林虎尾,探訪雲林故事館。右二為唐麗芳,右一為作者。
 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但美麗的景致填不飽肚子。施興國四處找事,終於在離海的維多利亞(Victoria)市覓得一份電腦程式員的工作。此後一年多,他週日住在溫哥華島,週末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廖純如說:「抵達溫哥華數日,行李尚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發生,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抗議,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依舊熱心服務同鄉。他於1981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1983年與1984年接著擔任台灣公共事務協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他說:「我任同鄉會長時,剛辦完一個四天三夜的露營,即匆匆趕赴加拿大最大的電信公司─德拉斯(Telus)面試。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於是和我談起一些服務社團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而予錄用,並讓我擔任主管職位,可說天公疼憨人。」

              廖純如在搬到溫哥華後,因為兩個孩子已上小學,希望做點事。時為1983年,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便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然後取得凱蒂貓禮品在加拿大西岸的專賣與批發權。
2014年,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的廖純如()與李靜美教授合影。
              回溫哥華後,她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接洽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全都我一個人包辦。結果我從處理各種事務中,得到許多經驗與信心。」她說。

             作生意期間,即使再忙碌,她都親自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因為她的孩子在學校表現相當優異,又乖巧有禮,所以許多新移民紛紛向她請教各種教育子女的問題。

            純如一再回答新移民的各式各樣問題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1987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溫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與準備SAT測驗。由於一對進美國名校的子女是最好的招牌,施興國博士又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而且謙和、耐心,所以登門求教的人很多。

            「補習班開了十餘年,」廖純如笑著說:「我們至少幫助兩、三百名學生進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與家長都很感激。每年春天,我們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大學,參加的人都很多。」(待續)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下)


施興國夫婦與加拿大前總理Paul Martin 合影於2002年台灣文化節

一枝草一點露()
   ─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 ─
楊遠薰
「台加文化協會()」的熱心義工
           九十年代,台灣經濟空前繁榮,許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紛紛帶著青少年的子女到溫哥華,讓孩子就學,形成所謂的「教育移民」潮。

             眼見新移民快速增加,較早住在溫哥華的台灣人便開始思考如何聯繫新舊台僑的情誼,然後在1991年共同成立「台加文化協會」,簡稱「台加」。

            台加文化協會成立後,經過熱心鄉親們一再的努力,年年都有顯著的成長,辦公室也因此一再遷徙,由最初的五百平方呎搬到一千三百平方呎,再搬到兩千八百平方呎的的地方。然後經過眾人的奔波與許多年的募款,終於在2000年時買下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的六間倉庫,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成為台加文化協會的「家」。
2014年的台加文化中心外貌

           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廖純如說:「台加的成長實是眾人的力量促成,興國與我都只是其中一小份子,然因為長期擔任『台加』義工,我對『台加』有無法形容的情感,覺得自己與『台加』共成長。」

          她說,「台加」成立之初,缺乏經費與人手,亦無會所。這時,她的補習班對面有間辦公室空出,她便自掏腰包將之租下,作為「台加」的辦公室,然後白天到辦公室當義工,晚上則整理「台加」的帳目。

          「台加成立最初的三、四年,尚無電腦作業,每一本帳簿都是我以清晰的筆跡記下來,每一筆項目都有明確的交待。」純如說。

            其時移民潮方興未艾,「台加」理事們見許多家長帶孩子們到溫哥華就學,平日無事,便成立「台加旅遊公司」,帶大家欣賞溫哥華的好山好水。他們以親切的態度和國、台語解說作號召,結果無論二日遊、一日遊或半日遊,皆滿額。



            「每年十月,」施興國說:「溫哥華北邊的哈里遜(Harrison)河出海處,都有成群的鮭魚回流,蔚為奇觀。我們每次組團參觀,都是五、六輛遊覽車一起出發,熱鬧又有趣。」




             不久,旅遊公司的盈餘就足以維持「台加」辦公室的基本開銷,理事們乃將「台加」遷至一個一千三百平方呎的辦公室,然後思索如何舉辦更多活動,以吸引更多的新移民參加。

              基於辦補習班的經驗,廖純如瞭解新移民最關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所以她開始舉辦與申請大學有關的講座,同時介紹美、加的教育 制度。「結果每一場講座都爆滿,連走道、門口都站滿了人。」她笑著說。

              不少新移民家庭因為父母對子女充滿期待,東西文化又有差異,經常發生親子衝突。「台加」於是舉辦一系列的家庭講座,如親子溝通、經驗分享等等。廖純如在這些議題十分投入,也因此經常應邀到各社區分享、演講。

       她說,溫哥華台僑社區的特色是台灣來的青少年特別多。許多媽媽帶著孩子住在這裡,爸爸在台灣賺錢養家,兩地飛來飛去。有些家庭因為父母具有台灣家長的權威觀念,孩子卻嚮往西方的自由,結果造成有些孩子把自己關在房裡生悶氣,有些情緒失控,導致言語衝突或肢體磨擦,還有些在外冶遊不歸、行為偏離、甚至吸毒犯罪,成為父母的夢魘。

              她因此在「台加」策劃青少年身心輔導活動,協助開辦電腦、英文、作文等各種課業班,引導成長中的孩子朝正常的方向發展;同時亦成立希望線,提供諮商,讓孩子與父母都有傾吐苦悶的管道。

             在從事這些輔導過程中,她發現家庭裡要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所以她接著策劃舉辦各種婦女座談,包括經驗分享、自我成長、親子溝通等等,結果獲得許多台加媽媽的支持。

             她的投入與關懷逐漸贏得眾人的信任,「施媽媽」之名遂不逕而傳。她說:「我因為經常從事協調、策劃與諮詢、演講的工作,自身也跟著成長。我從一個內向害羞的人,變成一個經常手持麥克風、面對大眾侃侃而談的演講者,感到自己像一粒拙樸的石頭,因為不斷地琢磨,逐漸發亮起來。」


2000年台加青少年夏令營,眾人為施媽媽慶生。


協助成立「台加文化中心」
            台加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向來熱心服務的施興國即被選為理事之一。他於1994年接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接任後不數日,即收到租金將上漲百分之五十的通知。

            他說,大家本來就覺得原先的辦公室不夠用,便決定另覓新址。幾經尋覓,終在七十三街找到一個兩千八百平方呎的地方,比原先的大兩倍,馬上歡喜搬家。

            喬遷之日,他特別舉辦一個盛大的茶會,邀請加拿大的政要和所有會員參加。當天,卑詩(British Columbia,簡稱BC)省的議員普森﹝Burnie Simpson﹞代表省長蒞臨致詞。普森議員說:「假如台加文化協會能夠募款興建一座台灣文化中心,卑詩省政府將贊助一百萬加幣。」

            眾人一聽,大受鼓舞。此後數年,募款活動一波接一波地舉行。「1997年五月,我們舉辦第一次募款餐會。」施興國說:「一個晚上竟然募到一百三十萬加幣!那種熱情,非常令人感動。1998年五月,我們再接再厲的舉辦第二次募款餐會,也募到了六十萬加幣,順利達到預期的目標。」

           有了錢,他們開始進行建館工作。但溫哥華地窄人稠,地價相當昂貴。

           「這時方知要在地段良好、交通方便的地區,買塊我們能負擔的一畝地,實非易事。」興國接著說:「結果尋尋覓覓,一拖竟是兩年,有人開始質疑籌委會的人是否把錢污掉了?這種黑鍋實在背不起,每個人都感到心頭沉重。」

            「最後在卑詩省議員范安德森(Van Anderson)的幫忙下,」他繼續說:「我們在2000年時以一百五十萬加幣,在靠近機場的一個工業區買下六間倉庫。然後花三十萬加幣整修其中兩間的樓上,完成第一階段的建館,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家』。身為籌委會委員,看到會館順利完工,真有如釋重負之感。」

            2001120日,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正式開幕,嘉賓雲集,卑詩省長亦親臨致詞。數個月後,卑詩省政府果真遵守諾言,頒予十萬加幣的「社區精神計劃獎﹝Community Spirit Grant﹞」,其餘視以後工程階段完成,再陸續發放。

          「工程後來皆陸續完成。」施興國欣慰地說:「中心開幕以後,備受加拿大政府的重視。加拿大總理包馬丁(Paul Martin)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時,都曾蒞臨參觀。衛生部長艾倫洛克(Allen Rock)亦曾是台灣文化中心的貴賓。此外,中心啟用之後,這一地區都熱絡起來,溫哥華市政府遂將這地區變更為商業區,可說天佑台加。整體說來,台加的成功,實是天時、地利加上人和。」


賞鳥外交
2003年二月,溫哥華台灣同鄉會熱鬧滾滾的年會上,在高潮的摸彩節目中,廖純如高中頭獎,摸到一張往返台灣的免費機票,笑得合不攏嘴。因為這張機票使她能隨施興國等人加入國際賞鳥專家的行列,一起到台灣觀賞野鳥。

何以一對忙碌的社區義工夫婦會成為逍遙的賞鳥人?施興國說:「其實主要是想為故鄉做點國民外交。」

他說,早在移民潮興盛那些年,為啟發同鄉的環保認知,「台加」總幹事林聖哲醫師舉辦一系列的生態知性之旅。當時參加的鄉親裡有位彰化籍的廖世卿老師,深具鳥類知識,「台加」便請他任理事,帶領大夥人到戶外賞鳥。

廖世卿老師於1994年因私事返回台灣。他在台灣數年期間,擔任台灣野鳥學會理事長。2002年,他重返溫哥華時,正好施興國第二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兩人遂開始籌劃「台灣之美」的活動,希望藉介紹台灣鳥類活動,向加拿大主流社會宣揚台灣。

「為此,我們一方面向台灣的農委會申請資源,另方面向溫哥華的中央圖書館租借場地。」施興國說:「沒想到在洽商場地時,中央圖書館對這節目很感興趣,要求與我們合辦。正因為有中央圖書館的參與,第一屆台加鳥展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愛鳥人士前來觀賞。我們這才明白原來觀鳥是一項很好的國民外交,可以結交許多國際友人。」

 基於這次鳥展的成功,他們隔年接著舉辦「台灣賞鳥行」。2003年三月,在廖世卿老師策劃下,台灣觀光局邀請加拿大環境部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巴特勒(Robert Butler)博士、溫哥華自然歷史協會野鳥組主席坎地多(Peter Candido)博士夫婦、卑詩省野鳥學會會長麥肯基(Hue Mackenzie夫婦以及加拿大綠色文化交流俱樂部會長林聖哲醫師等人到台灣觀賞野鳥。同行的團員尚有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廖世卿夫婦與施興國夫婦等其他鳥友們。

「那是一次成果豐碩的賞鳥之旅。」廖純如說:「我們的足跡踏遍大肚溪、漢寶濕地、濁水溪口、彰化八卦山、日月潭、南投梅峰農場、盧山、玉山、阿里山、雲林古 坑、台南七股瀉湖與台北陽明山等地方。大家每天日出觀鳥,日落休息,晴雨無阻。八天裡,我們一共觀賞了台灣特有的黑面琵鷺、八色鳥、與帝雉等將近一百五十種鳥。所有外籍人士都是第一次到台灣,也才知道台灣原來是這麼一個美麗、安全與先進的國家。」


他們在台灣期間,同時拜會農委會、觀光局與新聞局等單位,達成雙方交流與合作的默契。2003年十月,廖世卿與巴特勒博士在溫哥華續辦第二屆「台加鳥展」,邀請台灣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前來參加。

鳥展之後,戴振耀副主委與卑詩省的西門菲莎(Simon Fraser)大學簽下學術合作計劃,共同從事鳥類遷徙與生態保育的研究。2004年二月,台、加兩國愛鳥人士共組「台灣國際賞鳥協會」,定期聚會。2005年,世界鳥盟在台灣台南舉辦「世界水鳥協會」年會。2007年,世界鳥盟復於台灣鹿港舉辦「世界海鳥保育研討會議」。

這些以鳥會友的成果皆令施興國夫婦感到興奮。廖純如因此覺得一個平凡的國民也可以為故鄉做些事,再次體會「一枝草一點露」的真諦。
蛻變的蝴蝶
歲月之河汨汨地流。溫哥華風光依舊旖旎,史坦利公園仍然青翠迷人,但時光流逝,九十年代移民溫哥華的小留學生們大多已學成離去,許多父母亦搬回台灣,形為所謂的「回流」。

 奇妙的是雖然台加社區人口減少,台加文化中心依然生氣勃勃。走進座落二樓的會館,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廖純如笑臉迎客。

她領我們參觀整個中心,但見接待處、會客室、辦公室、圖書館、多元活動中心與廚房,一應俱全。每個地方皆精心佈置,每個角落皆一塵不染。從進門的原住民木刻與門神、櫥櫃上的台灣布袋戲偶、牆上掛的台加畫家名畫、到表演台前豎立的台灣達悟族大型雕刻…等等,在在顯示這是一個眾人精心耕耘、聯繫台灣移民與加拿大主流社會的文化中心。
畫家盧月鉛(左三)與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姐妹合影於台加文化中心藝廊她的畫作前
「台加社區誠然人口回流,」廖純如說:「但留在這裡的義工像建築的基石,仍默默支撐中心的活動。此外,不少在中心長大的青少年如今已成社會的中堅。他們同時是『台加』的有力支柱,所以『台加』依舊興盛。」


「而且,」她指著多元活動中心台上的表演用鋼琴說:「我們非常幸運地請到東寧書院的陳慧中擔任『台加』的執行長。慧中長期在溫哥華推廣台灣音樂,促進台加文化交流,眾所皆知,所以現在的台加文化中心可說絃歌不輟。」
台加文化中心執行長陳慧中



「我們也該慶幸當年眾鄉親集資買下『台加』這片房地。」稍後進來的施興國說:「現在這裡已成商業區,房價飆高,都已有建商與我們商量要改建成十層大樓呢!」

施興國老驥伏櫪,在2010年與2011年三度擔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現在則自栩為義工兼車伕,時常服務「台加」的訪客。

他說:「我有時回想起童年,覺得當年卑微如小草,幸得劉志芳老師的栽培,才有今日的發展。其實我並沒有如鄉人期待般,當官或賺大錢,但我有個美滿的家庭、滿筐的友誼、豐富的經歷,也贏得許多人的尊重,這些就是我的財富。」

猶記多年前,我曾拜訪過他們溫暖的家,於是問起他們孩子的近況。

純如回答:「華維(Margaret)獲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現為美國某一名校商學院副院長。華澤(Eric)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地理及環境學碩士,現任職加拿大傳播界。兩人都很有台灣心,帶給我們無限溫馨。我們的老屋樸拙如昔,然只要一家和樂,心情愉快,小屋便充滿春天。」


停了一下,她又說:「我當年在台灣,感到社會對政治犯與家屬很不公平,心情時常鬱卒。幸好出了國,興國引我參加許多有意義的活動,讓我走出陰霾,見到陽光。許多年後,二二八事件獲得平反,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家屬亦分到一點賠償金。我把它捐出來,成立一個紀念先父的『慈惠』教育基金,分別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發放獎學金,乃是希望鼓勵年輕的朋友具有服務的熱誠,能一起營建一個和平且有愛心的社會。」

純如繼而比喻自己像隻「蛻變的蝴蝶」。她說,成長於白色恐怖陰影下,她曾像個孤寂的蛹,縮捲在無形的繭裡,好在婚後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回復原本活潑的個性,更經由不斷參與社區活動,學到待人的圓融與處事的歷練,挖掘到前所未知的才能,方始舞出一個祥和的世界。 

走出j溫哥華台灣文化中心,秋雨迷濛。抬頭一看,路旁的楓樹已轉黃,幾片枯葉隨風飄。我心想:一枝草一點露,這微微的風、濛濛的雨,不知滋潤了多少草木?一個人縱使從前困頓,憑著一道機會、一點雨露,亦能成長茁壯為社區的基石,興國與純如的故事何其耐人尋味!(End)

 註:「台加文化協會」英文全名為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簡稱TCCS或「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