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再添與楊淑卿的故事

黃再添與楊淑卿合影於紐約

堅守理念的人生

－ 紐約黃再添與楊淑卿的故事 －

楊遠薰

           黃再添就讀台大社會系時，即有志從事社會運動，留學美國後，全身投入台灣人運動。他與楊淑卿結婚後許多年，都由太太外出工作、維持家計，自己孜孜從事國家與社區大事。

            楊淑卿說：「如果一個男人的正業是賺錢養家，那麼再添實在不務正業。」     

            黃再添說：「妳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妳有能力養活一個家，讓丈夫能夠全心全力為台灣做些事。」

             這是他們的婚姻模式，從年輕到白頭，黃再添始終對台灣充滿理念與熱情，對故鄉與台美人社區一直無條件地付出。楊淑卿則默默支持再添的理念，隨他走過一段曲折的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歷史。兩人身居陋巷，近半世紀來無怨無悔地奉獻，贏得美東台灣人一致的尊敬。

明大組「互助教育基金會」

            黃再添是台灣台南人，成長於台南市郊一個清苦的農家。就讀台大社會系時，他曾因繳不出學費，休學一年去打工，待籌足了款額再回來復學。所以他對弱勢家庭的孩子心有戚戚，希望能為他們做點事。

              1973年，他抵達美國北方的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城，就讀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待一切逐漸就緒後，他就邀約一些台灣同學，共組「互助教育基金會（Educational Fund For the Needy in Taiwan）」。

              他們的做法是每人每個月捐一塊美金，一年共捐十二美元，依當時一比四十的匯率，折合台幣四百八十元，恰好是那時台灣中學生每人一學期的學雜費，由基金會統籌收款，再寄回台灣，濟助一些家境清寒的學生。

              接著，為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他們廣發信函，徵求美國各地有心人士的捐助，結果得到熱烈的回應。於是每星期五晚上，一、二十個志同道合的同學聚在一起，書發信件、蒐集支票、聯絡台灣的學校與負責人…等等，忙得不亦樂乎。

              楊淑卿於1974年秋天抵達明尼蘇達大學，攻讀生物統計碩士。她是台北市人，一直是個功課很好的學生，自台北市女中畢業後，即順利考進一女中，然後進台大動物系。 大學甫畢業，即拿著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可說唸書過程一帆風順。

              然而到美國後，因為初次離鄉背井，她感到十分孤單。這時，有位同學介紹她到「互助教育基金會」幫忙。到那裡後，她覺得這個基金會的宗旨很好，同學聚在一起做事，感覺很溫馨，便定期前往。

              然後，她發現自己過去都把時間花在讀書上，對大學時代發生的保釣運動、國事座談會…等，一概不知情。加上在台灣時，一直住在台北，對出了台北市以外的世界都不熟。所以她在基金會裡與其他同學交談，覺得自己顯得孤陋寡聞。隔年，她出任該會的財務，與創會的黃再添漸行漸近，亦頗心服他的博學多聞。

              與此同時，因為一大群台灣學生每星期五晚上都聚在一起，引起明尼蘇達大學國民黨小組的注意。該小組負責人便找上黃再添，盤問他基金會的用意何在？做些什麼事？…等等。

              如此三番五次，一問再問，令再添感到心煩。最後一次，他們問他為什麼要用「互助」兩個字當基金會的名字？黃再添按捺不住，拍著桌子罵道：「無聊！」此後，他們便不再找他。

              但後來，黃再添輾轉得知他被已列入政治黑名單，回不了台灣了。這事十分困擾楊淑卿，因為那時他倆已交往密切、論及婚嫁。楊淑卿說，再添身無分文，唸的是生活無保障的社會學，如今又被列入黑名單，她都不知該如何向家人解釋這就是她即將結婚的對象？

              無論如何，當擔任財務的楊淑卿亦被約談，盤詢有關互助教育基金會時，她頓然瞭解再添的心情，此後便完全接納他了。兩人遂於1977年在明尼阿波里斯城結婚。

              那時，明大物理研究所有位叫林振昌的博士班學生，素來與黃再添交情不錯。他向再添說，互助教育基金會立意甚佳，但有關社會福利的事，應是政府的職責。假如我們有一個像樣的政府，制訂優良的政策，就無需他勞師動眾地做這些'事。所以與其從事一小部分的社會福利，不如改變政府，變更政策，造福更多的人。」

              黃再添唸政治社會學，自然一聽就懂。經過一番思量，他便在林振昌引介下，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註一，簡稱台獨聯盟。）」。其時，在明尼蘇達州的台獨聯盟同志有王幸男、李瑞木、李界木和林振昌…等人，個個都很熱心，活動亦辦得有聲有色。

              1979年初，台灣島內情勢起了變化，政治抗爭熱度驟然上升。在紐約的美國台獨聯盟總部決定增設專職人員，加速推展台灣獨立的理念。該年二月底，在林振昌推薦下，黃再添飛到紐約，與獨盟總部的人會面。

              台獨聯盟的負責人在面談時懇切地表示，希望黃再添即刻走馬上任。再添心想：救台灣的工作確實刻不容緩，人家既然需要我，我得趕緊去做。

              於是，他飛回明尼蘇達後，立刻收拾行囊，向已有身孕的阿卿告別，準備馬上回紐約，展開救台灣的工作。

              楊淑卿一時錯愣，待腦子清醒後，頓感情勢不妙，連忙和丈夫對談。她對再添說：「 你都已在明大讀了六年的社會學，博士學位垂手可得，能否多留一、兩個學期，等拿到學位後再走？」

              可是再添去意甚堅，說走就要走。

              阿卿留不住良人，只好自我安慰地想道：「添仔還年輕，才二十幾歲，既然那麼想做他理想的志業，就讓他去吧！假如人人都像他那麼拼，三、五年後合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他就可回來拿學位，然後教書、作研究了。」

             「如今想來，當年的我想法多麼天真！」楊淑卿提及往事，忍不住如此笑道。

              那時的她已拿到生物統計碩士， 在明大的電腦中心上班，所以在再添走後，繼續留在明尼阿波里斯。

投入台灣人運動

              黃再添到紐約後，成為其時任職台獨聯盟的第二位專職人員，另一位則是張金策。不久，曾在彭明敏任獨盟主席時期擔任過專職人員的洪哲勝以及陳南天、林振昌等人都相繼「下海」，獨盟聲勢迅速 壯大。

              1979年十二月，台灣驟然發生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火速進行全島異議人士大逮捕。其時，島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海外有心人士們則馬不停蹄地展開救援。紐約的張富雄與楊宜宜夫婦成立「台灣之音」，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播放有關台灣的即時新聞，讓海外鄉親聽得個個熱血沸騰。獨盟的專職人員這時更充滿使命感，夙夜匪懈，士氣非常高昂。

              另一方面，獨自居住在天氣酷寒的明尼蘇達州的楊淑卿這時已大腹便便，每天在冰天雪地裡開車上、下班。臨盆時，她在朋友陪同下，到醫院生產。娃娃呱呱墜地後，她通知再添，添仔才抽空回明州一趟，與她和初生的兒子相處幾天後，又走了。

              阿卿獨自帶著小嬰兒在明大熬過漫漫冬日。隔年夏天，見再添毫無回來完成博士學位的打算，才辭掉電腦中心的工 作，抱著未滿週歲的兒子，到紐約尋夫。

              由於獨盟的經費相當有限，專職人員的津貼非常微薄，連租房都有困難。當再添單身在紐約時，尚可與朋友擠一擠，但妻小要來，總得為一家安排個棲身之處。當時，他們實在租不起曼哈坦或皇后區的公寓。這時有位盟員告訴他，布魯克林（Brooklyn）某一地帶是低收入階層的住區，房租很便宜，不及皇后區的一半。黃再添一聽，當下和洪哲勝一起到布魯克林租房子，兩家此後就一直住那裡。

              1980年夏天，楊淑卿抱著小寶寶到紐約找丈夫，隨再添到布魯克林，見街面的房子老舊零亂，走在路上的行人與她在明尼蘇達見慣的老白不太相同，不禁忐忑不安。黃再添知道她的想法，對她說：「怕什麼怕？國民黨都不怕了，住這裡，有什麼好怕的？」

              他們在布魯克林住下來後。楊淑卿很快地在曼哈坦的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找到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每天搭地鐵上、下班。

              到紐約的第三年，阿卿再度懷孕，生下第二個兒子。由於再添的心神都放在救台灣的神聖任務上，她既要賺錢養家，也要照顧兩個稚兒，還得包辦所有家事。忙得像陀螺之餘，她不禁感嘆要當革命家的太太 ，實在不容易。

              1983年，黃再添為催生海外第一所台灣會館，辭去台獨聯盟的專職工作，轉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會長。在他任內，他積極從事協調，終於促成號稱「天下第一館」的紐約台灣會館的誕生。

              會館成立後，再添任副理事長。隨後，在會館業務上軌道後，他便讓出「長」字頭銜的職位。爾後三十年，他一直持續這種模式，也就是積極促進或成立某種台灣人的活動或企劃，讓別人或團體具名，自己則在幕後出錢出力。只要看到社區蓬勃、企劃成功，搭他便甘之如飴。

               1984年，獨盟內部發生路線爭執，黃再添、洪哲勝、田台仁…等人脫離台獨聯盟，與其時流亡海外的許信良等諸人共組「台灣革命黨」，傾向社會主義的訴求。

              「台灣革命黨」成立後，他們深感黨的經費無法全靠同鄉的捐款來維持，必須另外開源，因此要求所有黨員或抵押房子、或以其他方式，共同籌款在布魯克林購買公寓出租，再按月收取百分之十的房租作為黨的經費。當時，這項管理「黨產」的責任落在黃再添身上，他因此開始學習經營房地產。

                1986年，基於島內要求解除黨禁、報禁的呼聲不斷升高，台灣革命黨的同志們認為祕密組黨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當以公開和平的方式，與島內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於是宣佈解散。

               然後，他們聯合海外其他台灣人社團，共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 簡稱「海外組織」，公開和島內的民主人士串聯。不久，施明德在獄中絕食抗議黨禁，海外組織黨外人士的成員立刻率先響應，集體到華府白宮前絕食一星期，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接著，眼見島內的黨外人士對組黨一事猶豫不決，海外組織便施以壓力，表示島內的若不組黨，他們將在美國成立政黨，然後遷黨回台。與此同時，許信良、謝聰敏和林水泉等人宣佈將集體闖關回台，然後一行人搭飛機前往日本、台灣、香港等地，試圖為突破黑名單作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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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島內的黨外人士於1986年九月突破黨禁，成立「台灣民主進步黨」。三年後，台灣政府亦解除黑名單的限制。這些都令海外組織的成員覺得欣慰。並感到 該組織的階段性任務已告完成，乃於1989年宣佈解散。

              1989年，黑名單的限制甫解除後，黃再添與楊淑卿立刻相偕回到十七年歸不得的故鄉。他們此行表面是探視親人與圓思鄉之夢，其實私下還負有使命，也就是受張俊宏之託，走私電視台的裝備回台灣。他們此舉不但為挑戰國民黨電視媒體壟斷跨出第一步，亦為後來民視的誕生墊下基礎。

          那年，黃再添自台灣回到美國後，即著手進行「民進黨美東黨部」的籌設。爾後經過無數策劃與協調，民進黨美東黨部終於在 1991年8月31日正式宣告成立，黨部設在布魯克林，賴文雄出任主任委員，黃再添擔任執行長，昔日海外組織的成員亦大都在此時歸化為民進黨黨員。

建立「台灣聯隊 」

              九十年代，民進黨美東黨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島內的民進黨員贏取選舉。此時的楊淑卿逐漸顯露其行事低調卻很有效率的風格。

              淑卿在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上班多年後，因為兩個兒子參加課後活動需人接送，再添的公寓出租亦需她的協助，因此辭去在哥大附屬醫院的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工作，改而考取房地產經紀人執照，與再添合開一家小小的房產管理公司，成為一名自由業的業主。

              此後，她開始有較多時間參與台灣人的事務。自1989年起，每逢台灣選舉，她都回台一個月，分別為民進黨候選人如賁馨儀、張俊宏、陳永興、彭明敏和黃嘉光等人助選。經由一次次的助選，她逐漸顯露高度的政治EQ，也 因此在1998年被民進黨美東同志選為該黨部主委。

              楊淑卿任民進黨美東黨部主委的兩年期間，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又逢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因此她不僅在法拉盛主辦「九二一賑災捐款」和「為台灣震災而走」等遊行，亦與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長暨「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總召集人李正三密切配合，舉辦一連串幫助陳水扁競選總統的造勢活動。每次活動都需動員許多人，亦得作種種安排，而阿卿皆處理得有條不紊且面面俱到，贏得眾人的讚賞。

              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首度執政。對許多來說，這是一個美夢的實現，然對黃再添而言，此乃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積極的再添很快地釐訂出兩個新計劃與新 目標：一是在全美成立「台灣聯隊（ Taiwan Team）」，幫助台灣政府拓展外交；另一是在紐約成立百萬美金的「台灣人傳統基金會（Taiwan Heritage Foundation）」，從事台美人活動。

          他說，台灣聯隊的構想在於鼓勵台美人社團積極與美國友人聯繫，共同教育美國民眾，以突破「一個中國」的框架。譬如，他年年與「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召集人賴弘典密切配合，動員美東地區同鄉或到紐約聯合國前作千人大遊行，或到華府白宮前向訪美的中國領導人抗議示威，目的都在向美國主流表達台灣人的心聲，並加強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至於建立「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用意則在成立一個台美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然後依法律規定，每年挪用百分之五的基金，舉辦對台美人有意義的活動。為實現這理想，黃再添抵押自己的房子，向銀行貸了十萬美金，捐給該基金會當種子基金，然後邀請有志之士配合。

              總之，黃再添隨時都有新點子、新計劃孳生。他的每個活動都以台灣為出發，每項計劃都得花許多錢，所以他一年到頭都在向朋友募款，自己也不停地捐款。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與阿卿的生活非常基本，但捐款不僅不落人後，且排在前頭，可說是台灣人裡的奇人。

自左至右：台美文藝協會理事陳秋貴、黃再添、陳隆豐與皇后區博物館館長Tom Finkelpearl、藝術家廖修平及策展人李美華合影於皇后區博物館。

居住陋巷，不改其志

          我首次對黃再添與楊淑卿作訪談是2000年夏天在紐約的法拉盛，當時問他們住哪兒？再添回說住在布魯克林一個較零亂的地區。我問方便去造訪嗎？他說歡迎，但見了市容，請不要害怕。

          一個斜風細雨天，我從曼哈坦下城搭乘地鐵向東行，大約過了八、九站，抵達布魯克林的中心地帶。下車後，我沿著威克夫街（Wyckoff），走過一排排老舊的屋子， 在一個轉角處， 找到黃再添的地產公司。

          推門進去，外頭的辦公室裡有個美國太太在接聽電話，裡面才是「民進黨美東區黨部」暨再添的工作室，但見桌上、椅上與地上皆散佈著中英文書報、雜誌、信件與資料。

          黃再添說：「八十年代初期，這裡的房子很便宜。我與洪哲勝因為租不起其他地方，就住到這裡來。後來，我們成立台灣革命黨，就在這裡買公寓出租，藉收取一點佣金，維持黨的經費。當時由我負責此事。幾年後，革命黨解散，就賣掉黨產。但那時，我覺得管理房產其實是很好的謀生方式，所以繼續做下去。」

        「不過，有時也得付些代價。」他接著說；「因為這裡的房客形形色色，其中不乏買賣毒品的。因為毒品交易係違法，所以我一發現，就上前制止。對方看我瘦小，往往講不了兩句話就動粗。我也很有軔性，總不斷纏鬥，讓對方明白我也不是好惹的。所以我打過許多次架，曾數度掛彩，也曾被送到醫院急救過。」

          他的兩個兒子都在這種環境長大，卻都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的有為青年，如今皆成家立業。阿卿說，孩子幼年時，因為再添整天忙台灣人運動，她又得上班，無法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所以孩子唸到小學三、四年級了，都還不會打球、游泳或騎單車…。身為母親，看在眼裡，真也說不出的難過。所以在1987年，她毅然辭掉電腦程式師的工作，一方面幫添仔處理出租業務，另方面接送孩子，讓他們能參加各種課外項目，同時自己也開始與添仔一起參加台灣人活動，逐漸形成好搭檔。

          黃再添則驕傲地說：「我們這裡可是民進黨美東黨部辦事處暨台美人大小活動的聯絡中心呢！因為我中、英文皆無礙，又願意花時間與心神在策劃活動上，阿卿並且懂得電腦與資料處理，加上我們蒐集不少台美人的聯絡名單，所以許多台灣人運動的構想都在這裡萌芽，許多台美人的活動都在這裡籌劃，而相關消息也都自這裡發出。」

          「也因此，紐約的大小活動，常都有我們的份。」他笑著繼續說：「年輕一代發起抗議中國領導人的示威，我和阿卿得半夜趕到林肯中心舉牌子。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舉辦支持美國國會議員競選的募款餐會，我倆也得穿著整齊地去參加。不過也因為這樣，我們發起的活動才能得到同鄉們的響應與支持。」

           如眾所周知，紐約的各項有關台灣的募款活動都由黃再添發起，再廣邀鄉共襄盛舉。他說：「但我也不能只叫人家出錢，自己不出錢。所以往往人家出五百，我出三百。人家出兩千，我出一千。人家出三萬，我出一萬。反正我的財務只要維持在還得起債的情況就可以了。」

           也因此在2000年陳水扁競選總統的募款餐會上，黃再添一出手就捐一萬美金，看得許多鄉親都為阿卿心疼。再添則安慰阿卿說：「有些丈夫給太太買這買那，看來很有水準。但他們的水準不見得比我們高，因為我們一個晚上就能花掉一萬塊美金！」

           聽了他倆一番敘述，我很想對阿卿說句：「辛苦了」，卻見她滿臉恬靜，還帶著微笑。

              訪談結束後，再添要送我到地鐵車站。走出「固德(Good)」房產公司的門，站在威克夫街邊，再添指著兩旁陳舊的建築說：「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蓋的房子。早期的歐洲移民住過這裡，經濟情況好轉後就搬到別處，新的移民於是搬進來。現在住這裡的大多數是中南美洲來的移民。」

           我回頭望黃再添的房產公司，頓然想起劉禹錫的《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確，再添的辦公室雖然不起眼，卻是美東台灣人大小活動的策劃與聯絡中心。再添雖然長得瘦小，卻意志堅定，行動力超強，影響既廣且深。他與淑卿三十年居陋巷，不改其志，自己愛台灣不渝，亦叫別人對台灣 的熱情永不熄，堪稱是海外台灣人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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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紐約針織企業家廖國仲的故事(上)

廖國仲伉儷於2001年攝於紐約法拉盛街頭

善事一牛車(上)

－ 紐約針織企業家廖國仲的故事

楊遠薰

1968年，廖國仲辭掉在台灣的教書工作，隻身抵達美國紐約，向一個未知的命運敲門。當時，他的朋友即將在法拉盛開一家日本食品店，請他去幫忙。

「命運的安排有時很奇妙，」廖國仲說：「我到美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賣魚。但憑著刻苦、勤勞與誠實的農家本性，我在美國打拼多年，竟也有自己意想不到的成果。」

來自雲林西螺的廖國仲後來成為紐約的針織企業家與社區公益的熱心者。他在退休前，曾在法拉盛擁有一大片針織廠，在曼哈坦有一個高檔的陳列室。他擁有自己的品牌，定期在Vogue時裝雜誌刊登廣告，並在在紐約高級百貨公司 Saks Fifth Avenue 銷售價昂的針織衣。

一個六月天，廖國仲在紐約法拉盛的總公司裡娓娓道出他奇妙的人生歷程。

鄉間的美術老師

廖國仲本名廖清讚，生長在雲林縣西螺鎮外的埔心里，家裡務農。自小喜歡讀書、繪畫，初中畢後，順利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他被分發到雲林縣崙背鄉的崙背國小當美術老師。

由於年輕、熱情，他常帶學生畫圖、演戲、從事各種有創意的活動，因此在地方很受學生與家長們的愛戴。他說，他在崙背教書時很快樂，一待就是九年，也在那裡結婚，有一個相知相愛的太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變故，他很可能在鄉間當一輩子的老師。

但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體弱的妻子突因心臟病過世，讓他傷心至極。為避免睹物思情，他離開崙背，到台北另拓人生。

到台北後，他白天教小學，晚上到中國文化學院唸大學。有一次，他到宜蘭，遇到一位會算八字的朋友，建議他改名，以便此後否極泰來。他於是改名為廖國仲。

 後來，他經人介紹，和現在的太太貴卿結婚，共組家庭。同時，他通過中學教師資格檢定及格，在稻江家職教書，並在一家廣告公司兼職。他說，當時有個機會出國， 為了籌措旅費，他曾兼了五個差事。但是日子過得再忙，他都會抽空去探望一位他所尊敬的人－彭明敏教授。

廖國仲本身不從事政治，但他到台北後，經常與西螺同鄉林中禮、林水泉和程萬行等人在一起。其中，程萬行是彭明敏教授在台大政治系的學生。1964年，曾為台灣駐聯合國顧問團代表暨國際太空法專家的台大教授彭明敏因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共同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捕。他在獄中服刑十四個月後，假釋出獄，軟禁在家。

廖 國仲經由程萬行，知悉彭明敏教授的種種，對彭教授尊敬有加。他認為彭教授為台灣的前途犧牲，有良知的台灣人應讓彭教授覺得受難有價值，於是經常帶著水果去探訪。當年，彭宅四周皆有警探，來訪的人進出皆受盤問，即將出國的廖國仲竟敢到三番兩次到彭宅探視，確實需要相當勇氣。但他覺得向一個有風骨、有理想的人致敬是應該的。

繫上圍裙殺活魚

1968年冬，廖國仲抵達紐約的法拉盛後，發現法蘭克林街有一家「Asian Mart」的日本雜貨店，但那雜貨店只賣乾貨不賣魚。因為日本人愛吃魚，所以廖國仲就在「Asian Mart」旁邊開了一家魚店，專賣鮮魚。

不久，他的朋友黃石定和蔡仁泰在緬街（Main）和仙佛街（Sanford）的轉角處合開了一家較具規模的「大道」日本食品行，找廖國仲掌管魚市部。於是，廖國仲關了自己的魚店，到「大道」工作。

當時，黃石定每天清晨三、四點鐘即到曼哈坦最南端的富爾頓（Fulton）魚市場進貨。廖國仲則是一早進了店，立刻繫上圍裙，開始殺活魚，切「殺西米(Sashimi)」。如此一做三年四個月。

這段期間，他取得在美國的居住權，立刻接妻兒來美。廖太太貴卿有一手精巧的手藝，無論裁縫、刺繡或針織，一學即會。所以她到法拉盛不久，便到當時一位許太太開的針織廠織衣，貼補家計。

夫妻倆就這麼胼手胝足地辛勤工作，期待能存錢、買屋，在美國有個立足之地。這時，有個朋友自台灣寄些毛衣樣品來，問廖國仲能否在紐約找到市場？廖太太因為孩子小，覺得若在家工作，便能兼顧孩子，於是鼓勵丈夫去碰運氣。

踏入紐約時裝界

廖國仲在紐約成衣界裡毫無人脈，不知該從何著手，只好打開電話簿，逐一打電話，找服飾商。一旦有面談的機會，他立刻帶著樣品前往。

幾次面談後，他發現這種價碼不高也不低的成衣很難銷售。於是，有人建議他走高級女裝的路線。問題是市場在哪？

經 過一連串碰壁，廖國仲並不氣餒，繼續尋找機會。他説，他走在曼哈坦的林蔭大道，眼見高級名品店林立，心想這就是美國的時裝中心與時尚學校之所在，問題上他如何找上接觸點？

他因此不斷祈禱幸運之神能為他開啟一扇門。就這樣，有一天，他到五十七街的一家服飾店裡面談。店主拿出兩件布裁的女裝，對他說，「這兩個款式在我們店裡賣得最好，不知你們能否織出如此款式的針織衣來？」

這 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廖國仲立刻帶著這兩件洋裝回家，與太太商量。廖太太對著這兩件洋裝看了又看，心裡不斷盤算什麼地方該織多少針，多少行？什麼地方該收？什麼地方處該 ？如此著實費了一番功夫，幾天後，她果真織出兩件和布裁的洋裝一模一樣的針織衣來。

廖國仲立刻拿去交貨。店主看了樣品，非常滿意。結果，這兩種款式的針織衣在店裡陳列之後，銷路竟是出奇地好。

僅這兩種款式，訂單源源而入，不僅為服飾店主帶來豐厚的利潤，也為廖家帶來在美國立足的生機。他們開始購買機器，聘請了三、四十名員工，由廖太太教授，然後在自家地下室織造起來。

廖太太說，他們有很好的員工。有些太太移民美國後，居家無事，就到他們的工廠打工，經過教導，不久就成巧手。廖太太對品質的要求很高。她說，她用一種高級的混紡毛線，織出來的質感很好。後來，這種毛線的成本增高，他們曾到台灣和日本等地尋找類似的毛線，就是無法取代，於是不惜成本，繼續維持良好的品質。

就這樣，他們本著「品質好、交貨準時」兩大原則，針織廠的業務越做越好。

廖國仲說，他們賣的是高級女裝，每件洋裝都得熨過、掛在衣架上，才能出貨。他 接著說起一個故事，道出他當初創業時的辛苦。

他說，他從前在崙背教書時，有個學生是當時雲林縣議長的妹妹，後來結了婚到美國，和他取得聯繫。他在「大道」食品行工作時，學生開車越州來看他。見了面，學生感慨地說：「老師好辛苦，到了美國，竟整天在殺魚！」

他們開了針織廠後，學生再來看他，見老師事業有成， 非常高興。當晚，老師請學生全家吃飯，飯後聊天到半夜。待客人回房休息後，因為隔天要交貨，廖國仲立刻到地下室熨衣服。那夜，他一直熨衣到天亮。，客人隔晨起床後，發現老師前一晚為了陪他們，整夜都趕工，這才知道移民者的創業絕非「辛苦」兩字所能形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