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懷念與蕭泰然同在的那些美好日子


蕭泰然老師2005年攝於馬里蘭州,楊遠薰提供
懷念與蕭泰然同在的那些美好日子
  
                 林衡哲

         蕭泰然這位台灣人的民族之光,他的音樂溫暖與激勵無數台灣人的心靈,出生于193811日高雄鳳山,而於2015224日經過多年身體的病痛與折磨,而平靜地去逝於美國洛杉磯,享年77歲又54

         他跟日治時期的台灣音樂大師江文也一樣,出生時設籍三芝,而客死異鄉北京,這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不能在自己的國度安身立命,必須流浪異鄉。台灣的另外二位作曲家陳泗治和呂泉生也是客死洛杉磯。祗有另一位作曲大師郭芝苑比較幸運,他像芬蘭的西貝流士一樣,都是92歲才壽終正寢於自己的故鄉苗栗苑裡。因此80年代郭芝苑數度來洛杉磯拜訪陳泗治、蕭泰然和呂泉生時,我也有機會恭逢盛會,那是我的人生中最值得懷念的一段日子。

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

        1984315日,我在美國南加州催生的台灣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編的「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不但開啓了美國「台灣文庫」的序幕,並把日治時期台灣音樂大師江文也介紹給海內外台灣人。江文也在無數人的共同努力下出土了,他在音樂史上的地位,終於獲得台灣樂壇的肯定。

        1999年,我又花了10年時間主編了《深情的浪漫-蕭泰然音樂世界選輯》。這是我在1997年落葉歸根,重新回到母土的懷抱,並在1998年創立「望春風出版社」,首度推出的出版品,出版此書的目的是,把蕭泰然這位台灣戰後最受國際樂壇肯定的,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介紹給海內外台灣人。讓他的音樂在台灣的大地上,在有台灣人的所在,普遍地流傳起來,正如貝多芬之於德國、莫札特之於奧國、蕭邦之於波蘭、西貝流士之於芬蘭、巴爾托克之於匈牙利。他們不但是自己民族的光榮,也是上帝送給人類的最佳禮物。

         以我半世紀來不斷聆賞世界名家的音樂作品,以及30多年來不斷接觸蕭泰然作品的經驗,我敢做大膽的預言:蕭泰然的音樂將是我們民族的瑰寶,他的音樂創作,是上帝送給台灣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最佳禮物。

         1992年到1995年,我親臨他的小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協奏曲、鋼琴協奏曲和1947序曲的北美洲首演,每一場都是動人的、令人終身難忘的經驗,不僅台灣人受感動,連加拿大人及美國人都會感動得落淚,這時特別能夠體會音樂是國際的語言。這些歷史性的永恆時刻,我都把他們記錄下來,收集在「深情的浪漫」這本書裡,與海內外鄉親分享人生的美感經驗。

三千人音樂會讓我體會台灣音樂之美
                                  
       因為音樂本身就是國際語言,因此我與蕭老師在過去30多年來,為了共同推動台灣音樂的國際化,彼此建立了類似鍾子期與伯牙、或馬勒與指揮家華爾特這種永恆的藝術友誼。

         1978年我從紐約移居洛杉磯,蕭泰然也在同一年從亞特蘭大移居洛杉磯,我們兩人都不是為了淘金赴加州,事實證明我們是爲了開創台灣文化的綠洲而來。我雖然在定居紐約10年時,聼了將近500場國際級的音樂會,建立了對西方音樂傳統的深刻瞭解,但對台灣音樂的瞭解可以說是文盲;直到1982年蕭泰然與許丕龍及楊豐明在南加州水晶大教堂舉行3000人音樂會,把台灣作曲家的作品,例如江文也、陳泗治、郭芝苑、許常惠、馬水龍、徐頌仁等,有系統地介紹給聼眾,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多彩多姿的音樂傳統,而當年負責演出的台灣年輕藝術家,例如陳慕融、陳毓襄、范雅志、郭雋音、歐逸青等,現在均已在國際樂壇上嶄露頭角。在3000人音樂會之後,我與蕭老師立刻成為莫逆之交,並成為談論音樂與欣賞音樂的最佳友伴。

合作年共同催生「台灣文化之夜」
 
         我在1982年首次聼到蕭老師的小提琴小品「台灣頌」,就深受感動,那時我就開始鼓勵他創作一首小提琴協奏曲,但是他很謙虛的表示,他還沒有創作這種大型作品的能力。+

          1986年我在南加州催生了「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成立,對蕭泰然和我個人以及海外台灣人的文化運動,均產生重大的歷史性影響。因為基金會每年都舉行大型的「台灣文化之夜」,讓南加州的台灣同鄕享受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化精神饗宴。台灣文化之夜分為「文化講座」和「音樂節目」二大部分,前者由我負責,後者由蕭老師負責,我們總共合作了10年,在我們兩人以及基金會歷任會長及理事的通力合作下,「台灣文化之夜」見證了台灣人已具有第一流的文化,並給聼眾留下了歷史性的美好回憶。

從林昭亮的音樂會獲得靈感

        1988年我被選為基金會第二任會長,記得1988313日,我趁著到约翰.霍甫金斯醫學院參加小兒科會議後,我去華盛頓甘迺迪中心,聆賞最近來台的沙隆年指揮瑞典廣播交響樂團,由林昭亮獨奏丹麥作曲家卡爾.尼爾遜的小提琴協奏曲。他們意氣風發的精彩演出,引起全場起立鼓掌,歡聲雷動。

         就在這天晚上,我到後台去拜訪林昭亮,我問他:「有沒有臺灣或中國作曲家的小提琴協奏曲,值得你在國際上推廣?」林昭亮回答說:「中國有二首:梁祝太浪漫,杜鳴心的不夠浪漫,台灣作曲家似乎還沒有寫出感人的小提琴協奏曲。」

         由此我得到靈感,使我決心催生臺灣第一首小提琴協奏曲,於是回到洛杉磯後,馬上去找蕭老師,我以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會長的名義,給蕭泰然的一個奬助(Commission)拜託他為台灣人、也為林昭亮寫出一首小提琴協奏曲。而蕭老師也勇敢的接受挑戰,他不眠不休每天花18小時,3個月後終於在1988年歲末,誔生了蕭泰然創作的台灣第一首小提琴協奏曲。

         事後他告訴我説:「我是用給台灣人寫遺囑的心情,一氣呵成地完成此曲。」這年他50歲,因此他可以說是大器晚成的作曲家。接著我們基金會又在他52歲和53歲時催生他的大提琴協奏曲和鋼琴協奏曲,這3首國際水準的協奏曲,使蕭泰然由民族樂派的鄉土作曲家,踴昇為國際級的作曲家,開始在國際樂壇大放異彩。

林昭亮讓蕭泰然的作品揚名國際
  
        19907月在洛杉磯世紀大飯店舉行的「台灣文化之夜」上,蕭泰然與林昭亮首度面晤,並將小提琴協奏曲的樂譜送給他,第二天林昭亮就興奮地對蕭泰然説:「非常恭喜,我沒有想到東方人竟能寫出這麼美的協奏曲!」同時並允諾為此曲做世界首演。

         之後日裔指揮大山平一郎也聼到此曲,認為此曲非常有獨特的東方味道,而且充滿了生命力,於是主動找到蕭泰然,並安排聖地牙哥交響樂團與林昭亮合作世界首演,由他客席指揮。

         19921113日,林昭亮首演蕭泰然的小提琴協奏曲共3場,成為台美音樂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林昭亮事後回憶道:「當這場首演完畢時,與蕭老師同台接受聼眾起立致敬及不絕的掌聲時,我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從未有過的美妙感覺,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來的,我也突然意識到我終於完成一項歷史性的創舉,第一次把東方作曲家的小提琴協奏曲,介紹給西方樂壇,我很欣慰與蕭老師共享這美妙的時刻。」

        19964月林昭亮與溫哥華交響樂團又演出2場這首小提琴協奏曲,那天蓋冠雲集,照樣轟動加拿大樂壇    同年5月林昭亮又與指揮家水藍指揮上海交響樂團,同時演出蕭泰然與譚盾的小提琴協奏曲想不到蕭老師的作品更受上海聽眾的歡迎與心靈的共鳴,有一位經紀公司的經理對蕭老師說:「蕭先生你的音樂,實在美得不得了,我們內行人一聼就知道了,我們一直想要去發現比梁祝更動人的作品,今天晚上,我們終於找到了。」

         蕭老師的音樂透過林昭亮與水藍的精彩詮釋後,的確讓中國聼眾耳服心服。這首曲子的「神韻」是上帝透過蕭泰然的手譜出的,同時透過林昭亮高超的琴藝,感動了美國、加拿大和中國的聼眾,希望不久的將來,林昭亮也有機會在台灣演出此曲,讓台灣的聼眾,也能享受同樣的感動。

大提琴和鋼琴協奏曲的創作過程

        蕭泰然大約花了一年時間,創作了大提琴協奏曲,由聯合基金會和范清亮夫婦共同合作催生此曲,並由他們的兒子范雅志與聖地牙哥交響樂團在19955月做美國首演,同樣獲得盛大成功。在節目單上,蕭老師做了很妙的比喻:「我的小提琴協奏曲像清純的少女,你會一聼鍾情;而我的大提琴協奏曲像成熟的少婦,你必須多聼幾次才會愛上她。」

         在許丕龍父親許贊育80歲生日時,許老先生向蕭老師挑戰:「我想在有生之年聼到你的鋼琴協奏曲。」就在當天晚上,我也順水推舟,再邀請蕭老師創作鋼琴協奏曲,並介紹一位音樂知已陳芳玉女士給他。在她的幫助下,蕭泰然花了2年多的時間,才完成他的鋼琴協奏曲。同時我也催生了陳芳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蕭泰然鋼琴作品分析」。

         陳芳玉在總結蕭泰然的3首協奏曲時說:「他的3首協奏曲,真是他一生的偉大成就,在他的音樂中,友情、思鄉與信仰在紛亂衝突的感情中散發出來,他所創造的,乃是深入反映其純真與個人靈感的結晶,他所成就的,如同指向永恆勝利的巨人。」

         當鋼琴協奏曲在1994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世界首演時,指揮米契爾解説此曲時說:「此曲是美國的台灣人聯合基金會邀請蕭泰然寫出的一首雅俗共賞的浪漫派鋼琴協奏曲。聼蕭泰然的曲子,猶如聼見莫札特、貝多芬的曲子一樣,你馬上可以感受到作曲家獨特的風格與氣質,雖然有人稱此曲是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五首鋼琴協奏曲,但我個人覺得此曲的風格介於拉氏的第二與第三鋼琴協奏曲之間。」

         而當16歲才氣縱橫的台裔鋼琴家湯崇生,以高超琴藝征服全場2千多位台加聼眾時,我跟遠道而來的陳芳玉一起分享,扮演蕭老師的文化婦產科醫師底角色的內心喜悅,令人終身難忘。這場動人的音樂會,由台加文化協會主辦,陳慧中總策劃。

成為台灣國民樂派大師

        1989年蕭泰然教授與我跟陳芳明,帶領北美洲台灣人音樂文化訪問團,先後到全美12大城做台灣文化講座並演出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每次郭氏姊妹奏完此曲,均獲聼眾起立鼓掌,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美好人生經驗,我們把台灣音樂與台灣文化的福音傳遍北美各地,並見證了「政治使人分離,藝術使人結合」的真理,更使我體會到音樂的力量比語言更感人。

         俗語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1993年聖誕節前夕,蕭泰然因為大動脈血管瘤破裂住進醫院開刀,我們很幸運地找到世界級的日裔外科聖手橫山大夫救治,才有機會完成他的不朽傑作:「1947序曲」。

         他創作這首描寫台灣四百年歷史的作品時,的確跟西貝流士創作芬蘭頌的心情是同條共貫的。西貝流士一直希望能在歐洲樂壇,為芬蘭爭取一片天,最後他以芬蘭頌和7首交響曲以及小提琴協奏曲等,成為芬蘭國民樂派大師,同時他的作品也成為芬蘭人爭取獨立建國的民族心聲。同樣的,蕭老師也一直希望,能為台灣音樂在國際樂壇上佔一席之地,同時也期待台灣人民早日出頭天,因此他的3首協奏曲和福爾摩沙交響曲以及1947序曲,建立了蕭泰然成為台灣國民樂派大師的地位,同時也流露了四百年台灣民族的心聲。

1947序曲:台灣人的芬蘭頌

        此曲在1995年在北加州奧克蘭市喀爾文賽門劇院,舉行世界首演時,由魏斯甘尼指揮奧克蘭青少年管弦樂團與同鄉會「百人大合唱團」及女高音黃美星共同演出時,可以說是創造了台灣的文化奇蹟,讓全場觀眾不分種族都感動得落淚,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聼蕭老師的音樂會感動得掉眼涙,顯然我被蕭老師對祖國臺灣之愛,以及這首曲子的國際水準所撼動。

         坐在我身邊的一位美國老婦人,當她聼到黃美星唱出鄭兒玉牧師寫的「台灣翠青」時,她情不自禁的流淚説:「我不懂台灣的歷史,但音樂太美了感動我的心。」

         蕭老師是非常謙虛的人,我平常都視他為音樂知己,而非偉大的音樂家,此刻我才頓悟蕭老師這首「1947序曲」可以媲美西貝流士的「芬蘭頌」和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都是以充滿歷史使命感的情懷寫下對祖國的摯愛,都將是永恆的世界名曲。

         出身茱麗亞音樂院的名鋼琴家陳美滿説:「蕭泰然不僅為台灣人民譜出了一篇血淚史,同時這部作品的表現方式是不分地域與種族,大家都能接受的沒有時間性的世界性的傑出作品。」2002年我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特別邀請金希文指揮音契交響合唱團,同時演出西貝流士的「芬蘭頌」與蕭泰然的「1947序曲」。事後不少聼眾都説蕭老師的「1947序曲」比「芬蘭頌」更感動,因為蕭老師寫出了我們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與心聲。

台灣音樂文化的永恆資產
    
         我與蕭泰然30多年的友誼,見證了他是一位非常謙虛而虔誠的基督徒,並擁有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胸懷。他也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最孝順、人格最崇高的一位。30年來我從未見過他發脾氣,他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與愛國者,卻被國府列入黑名單,他所創作的音樂,將與江文也、郭芝苑、鄧雨賢的作品一樣,成為台灣音樂文化的永恆資產。

         蕭泰然的存在,不僅是台灣人的光榮,也是台灣文化國際化的先驅。我很榮幸有機會成為蕭泰然推動海外台灣人文藝復興的親密文化戰友,更感激他讓我認識台灣音樂之美。跟許多蕭泰然之友一起將台灣音樂推向國際樂壇,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美好時光。

         蕭泰然雖然沒有為他的子女留下任何金錢,但卻為整個台灣留下了最誠摯而豐富的音樂遺產。希望有一天在他心愛的故鄉高雄,能夠出現美崙美奐的「蕭泰然音樂紀念館」以及「蕭泰然文化中心」,並讓他的音樂,普遍獲得台灣人民的肯定與欣賞,同時也能像貝多芬、馬勒的音樂一樣地傳頌到世界各地,更期待台灣人民能團結一致合力促成蕭泰然內心強烈的「台灣人民出頭天」之夢。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蕭老師安息吧!我們將會從你的音樂獲得力量與心靈的撫慰,並將永遠懷念你!(林衡哲完稿於2015315日)


2015年3月14日 星期六

盧主義與「3F」的故事(上)

費城的自由鐘

敲響自由鐘()

盧主義與「3F」的故事─

楊遠薰
已是逾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 (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總覺往事彷若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他回憶說:「他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人認識。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乃搭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一行人沿著市場街,緩緩走向宏偉的市政大樓。時值中秋,皎潔的明月高掛,林榮勳把僅有的一塊月餅送給我,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 餅,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的獨立大樓(Independence Hall)就在不遠處,那象徵歷史意義的自由鐘彷若敲打他們的心。
費城的Independence Hall
四個月後的1956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3F註一)」,敲響在北美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五十年代的小留學生

1951年到美國留學的盧主義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台灣學生之一。

他說,他那時已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唸了三個月,因為聽說有位國民黨高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讓那年的役男得以免當兵即可出國,便央請孫雅各(James Dickson)牧師幫他介紹到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深造,接著趕在那年年底匆匆出國。

為什麼他會放棄台大醫科的學業,趕著出國?盧主義說:「因為我生長在一個非常苦悶的年代,心頭始終籠罩一層濃濃的烏雲,所以一有機會,便希望出國透透氣,同時見見世面。」

他解釋說,他就讀港(Minato)小學時,見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又覺得很失望。唸初一時,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心裡覺得身為台灣人,實在很悲哀。升上初二,二二八事件發生,他親歷血腥恐怖大屠殺,內心不寒而慄。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覺得台灣人實在很可憐,必須一直噤若寒蟬。因此他很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也找機會出國。他的父親盧牧童是台南市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從事食品生意,因為望子成龍,便極力成全他的心願,盧主義因此成了台灣早期的小留學生。

1951年十二月,十八歲的盧主義抵達白雪皚皚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著充滿挑戰又有些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兩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這個學生叫盧建和,雖與盧主義同姓,但兩人並沒有親戚關係。他畢業台中一中,亦由孫牧師介紹而來,其父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

有一天,盧主義在圖書館唸書,盧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寫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盧主義一口氣讀完,很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尋有關台灣的書報。

某日,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1947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情緒非常激動,讀 後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1955年,盧主義大學未畢業,因為獲得賓州費城的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便在九月抵達費城。到費城之前,他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介紹費城的同鄉。所以中秋節那天,楊東傑醫師去看他,帶他去見新朋友。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在一起。他們當中,以楊東傑最年長,林榮勳最早到費城。畢業台大政治系的林榮勳於1952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林榮勳來自醫師的家庭,就讀台大期間,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1949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經常嚴詞批評國民黨政府。

楊東傑醫師畢業東京慈惠醫科大學,1947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負面。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的台灣人圈裡十分活躍,後來擔任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1954年,楊醫師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日本的台獨運動並不陌生。

同樣來自醫生家庭的陳 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於1954年到U. Penn. 攻讀國際關係。他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台灣時曾與軍中同袍合組弦樂團,在蔣介石總統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獲得U. Penn.的入學許可。抵費城後,他與林榮勳和楊東傑一起賃屋而居,也一起到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三人交情十分親密,政治想法也逐漸受其他兩人影響。
賓大(U. Penn.)校園一景
畢業台大化學系的林錫湖與盧主義同是台南人,同在1955年抵費城。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在台灣服完兵役後,即到美國南方的新墨西哥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後,再轉到U. Penn.,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裡,以盧主義最年輕。他們每聚在一起,就談台灣的政治。盧主義說:「攻讀政治的林榮勳與主修國際關係的陳以德論起時政,都侃侃而談,而我覺得自己也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因此也不甘示弱,講得理直氣壯。每逢有爭辯時,有大哥之風的楊東傑醫師便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3F)

他們相處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每回都聚在一起批評國民黨,不如成立組織,倡導台灣獨立理念。但此言一出,眾人便有不同的看法。畢竟在當時,倡導台獨理念是殺頭的行業,大家都有許多顧忌。

1955年秋,盧主義攝於費城羅丹博物館前
到了十二月,盧主義整理大家辯論多時所激盪出來的共識,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應該支持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台灣人,以免台灣日後淪入共產黨手中。

此文居然獲得刊登,大大鼓舞這些人的士氣。盧主義順水推舟,再度提出成立組織之事,終於相繼獲得其他人的同意。於是,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於1956年正月一日在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3F)」,正式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

當時,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在明尼蘇達州的同學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邀請他在台中一中時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於是,在那提倡台獨具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成為肝膽相照的摯友。

1956年一月,他們寄出創刊號通訊,正式宣告「3F」成立,並揭櫫組織的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3F」在此後兩年共發行十一期通訊。當時由林榮勳、陳以德和盧主義三人撰稿。再交由陳以德的美籍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

但盧主義與楊東傑不久後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及其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經常工作到半夜,非常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播散出去。

此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於1956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一批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盧主義乃於那年正月底寫信給廖文毅,告以「3F」組織已在美國成立,希與之合作。

廖文毅不久回函,盼「3F」派兩名代表,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提議台灣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即著手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自己的前途問題。自「3F」成立後,他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Montana)州的國家公園打工,在寂靜的山區反覆思考。他說:「當時我一直在想若台灣優秀的人才都去學醫,萬一台灣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如何治國?」

於是,他決定放棄天寶大學醫學院的學業,改讀政治。暑假一結束,他沒有回費城,反而北上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就讀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系。

一直期待他當醫生的父親對他的這項決定大為震怒,立刻斷絕他的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多修一些課,因此日子過得如走馬燈般地團團轉。但縱使再忙,他仍繼續編寫「3F」通訊,宣揚台獨理念。

FBI的調查

1956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接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因此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1957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市求學的盧建和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3F」的事情。隔日,兩人相偕到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性的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盧主義與盧建和必須到聯邦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他們終於讓調查員相信「3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3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毫無疑問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3F」是個很大的衝擊。同志們對「3F」的未來議論紛紛。1957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六年。事情的發展與他原先的計劃顯然大相徑庭,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有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因為離開學尚有一段時間,他要到紐約打工,而在赴紐約之前,他先到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
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的盧主義
1957年年底,「3F」的八名成員一起開會,探討組織的未來。盧主義說,會中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3F」改為學術社團,但他力主繼續推展獨運。因為「3F」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一番討論與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台灣獨立運動,但組織必須更名。所以在1958年正月一日,他們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對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1960年十月,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人生歲月。

1958年二月,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3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盧主義在發刊詞中鏗鏘有力地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的權利,以主宰自己的命運。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題為《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高談台灣獨立,結果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方矚目。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從法律觀點指出;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其在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究竟歸誰,因此台灣的地位實際未定。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反對。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成為可笑的神話。

他接著闡述在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在政治現實上,台灣人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 獨立民主的國家。

「這篇文章係根據我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所改寫。」盧主義說:「1957年秋,我以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等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結果竟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第一名,給我很大的鼓勵。1958年春,我將這篇論文寄給【外交季刊】。不久收到編輯回函,說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我因此改寫兩次,終獲採納,心裡非常興奮。」(待續)

註一:「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英文全名為Formosans’ Free Formosa ,簡稱3F
註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英文全名為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註三賓夕尼亞大學英文全名為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通稱 U. Penn. 或賓大。
註四: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英文全名為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註五: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
註六:《中國死巷》英文全名為 The China ImpasseA Formosan View


盧主義與「3F」的故事(下)



2003年,昔日「3F」成員陳以德教授()、楊東傑醫師()與盧主義()合影於台北


敲響自由鐘()

盧主義與「3F」的故事─

楊遠薰

他接著指出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主要原因有三:
1)【外交季刊】乃一各國元首、政要及重量級學者發表論文的刊物。四月份的作者計有美國國務卿艾奇森(Dean Acheson)、英國財政部長索尼克夫特(Peter Thorneycroft)、義大利外交部長范發尼(Amintore Fanfani)和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人,皆一時之碩彥。
2)此文乃台灣人第一次在國際論壇上吐露希望獨立的心聲。
3)此文就法律、國際、歷史、政治與民族的觀點闡釋台灣獨立的正當性,成為後來台獨論者一再引申的基本論點。

「該文在1958年四月發表後,」盧主義又說:「據說蔣介石大為震怒,指定國府駐聯合國特使蔣廷黻為文反駁。但蔣廷黻的回文未被【外交季刊】採納,只得自己影印千份,寄給聯合國各國代表們。」

與此同時,UFI的同志們個個雀躍萬分。其時的盟員楊基焜說:「在無人敢提『台灣獨立』四個字的年代,一個藉藉無名的窮學生能在一言九鼎的【外交季刊】高談台灣獨立,多麼令人興奮!我們都為Jay感到驕傲。」

             就任獨盟主席近三年期間,盧主義除在主流刊物發表論點外,亦致力拓展組織。同時,獨盟亦寄發《訴求公義》(註七)的小冊子給美國國會議員及各大學的圖書館,爭取美國人對台獨的支持。

告別台獨運動

 1959年秋天,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所的盧主義回費城,在盟友林錫湖家舉辦的迎新餐會裡,遇到一位身材修長 的年輕女性,十分心儀。這位小姐芳名翁進治,英文名字叫海倫,畢業台大外文系,甫到賓大唸社會學,家住台南,父親也做生意。兩人十分來電,便於1960年春締結連理。

那年五月,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公共事務學碩士的盧主義回到費城,準備進賓大攻讀政治學博士。他一方面在餐館打工,另方面繼續從事獨立運動。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日益增多,分別在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三地成立美東、美西和中西部台灣同鄉會(Formosan Club)。一些同鄉會的熱心份子往往是台獨聯盟的盟員。隨著組織的成長,獨盟主席與同鄉會長的選舉皆趨白熱化。

1960年十一月的獨盟主席改選,對盧主義來說,是次傷痕纍纍的選舉。時隔四十多年,雖然往事已如煙,但盧主義提起這段過去,仍然小心挑選字句,盡量輕描淡寫。

他說,他競選連任,林錫湖與他角逐,結果兩人皆告落選,由原非候選人的陳以德擔任主席。其間過程非外人所能理解,亦非當事者的他所能接受。

他又說,同一天,繼獨盟主席選舉之後,接著推選首屆全美同鄉會會長候選人。結果明明是芝加哥的代表獲較多票,但與之競爭的紐約代表卻不接受這事實,全美會的會長選舉遂告流產。這兩項選舉都讓他非常失望,也感到深度受創。」

選舉過後,盧主義並沒有立刻離開獨盟,但心情沉沉浮浮。他覺得現實與理想間存著一道鴻溝,他嘗試跨越,卻難以掌控。如此到了1961年春,在一次與林錫湖、陳以德一起到紐約處理選舉善後事宜後,他決定退出獨運。

「這段期間,我不斷分析自己,是否適合在台灣人的政治生態中生存?」他說:「我認為大家都冒生命危險從事理想的工作,應該膽肝相照,如果彼此間失去互信,怎能保證日後不被出賣?」

停了好一會兒,他眼簾低垂,緩緩地說:「而且那時,我太太懷了第二個孩子,不幸流產。我對她有很深的愧疚。我們婚後不到一年,她就生了第一個兒子。我的心神全都放在獨立運動上,很少照顧她。我沒有固定的工作,僅靠打工維生。每天又得和許多人聯絡,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當時,我們住在租來的破舊小樓,沒有車,買東西都得用手提。東西提上提下,竟然提壞了她的身子和肚裡的孩子。我心痛如絞,心想:這該是我照顧家庭的時候了。」

於是,他自台灣人的運動中悄悄消失,直到人們幾乎忘記他的存在。

隱居賓州小鎮

盧主義離開台灣獨立聯盟後不久,即在費城的賓州信託(Penn Mutual)找到工作。他過去在紐約打工時,曾在保險公司做事,知道精算師是受人敬重的行業,因此從精算員入門做起。

他說:「一個精算師必須熟讀相關法規,研判各種狀況,再予以精確的計算。在美國要取得精算師的資格,必須修滿三十 幾門學科,通過十級的考試。通常在職的人一年考過一級,十年考過十級,就算順利了。」

到賓州信託上班後,盧主義刻意迴避舊識,搬到一個幾乎沒有台灣人的白人小鎮,每天搭火車通勤,過著規律的上班族生活。一有空,他就準備考試,在邁往精算師的階梯上層層向上爬升。

十二年後,他如願成為精算師,也贏得幾個大客戶的信任。又過數年,他離開賓州信託,換到一家咨詢公司服務。然後在1978年成立自己的精算咨詢公司。換句話說,離開UFI後,他鎮日埋首於數字與法規間。

海倫隨後又生了一個兒子。她在老二上幼稚園後,回學校修習電腦,爾後成為一個電腦軟體資訊人。兩人長期隱居賓州小鎮,共同營建一個不虞匱乏的家庭。
盧主義伉儷近影
後浪推前浪

六十年代,費城又來了幾個熱心的留學生如蘇金春、羅福全、王博文等人。長江後浪推前浪,前面的人消沉,後來的人復起,台灣人運動繼續向前滾動。

昔日的「費城八傑」在六十年代皆各奔前程。楊東傑醫師於1956年回台灣,礙於情勢,缺乏聯繫。林榮勳於1960年到紐約州立大學的紐堡茲(New Paltz)校區執教,此後鮮少出現台灣人圈裡。林錫湖住在費城附近,但自1961年後即淡出獨運。盧建和與郭漢清先後搬到加州,楊基焜自北卡畢業後,前往華 府發展。他們三人後來皆在台獨聯盟改組時,離開獨盟。倒是盧建和的兩個妹婿,一個在日本執教的許世楷,一個在耶魯大學執教的陳隆志,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台獨學者。

八個人中,只有擔任獨盟主席的陳以德繼續支擎台獨的大旗,領導稍後加入的同志們在困難中前進。陳以德於1961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紐約召開記者會,正式對外公佈台獨聯盟的組織與活動。同年八月,他在台灣省主席陳誠訪問紐約時發動示威,成為第一次北美洲台灣人的公開抗議活動。

隨著台灣留學生的數量越來越多與台獨思想的播散,美國各大校園裡的台灣留學生開始關心台灣前途的議題。1965年十月,威斯康辛大學「台灣問題研究會」負責人周烒明醫師與陳以德共同具名,邀請全美獨運人士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麥迪遜﹝Madison﹞會議」,成為北美獨派人士整合的先驅。

1966年六月,台灣獨立聯盟與在其他獨派人士及社團共同在費城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註八)」,公推陳以德擔任第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周烒明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這年,陳以德搬到俄亥俄州,執教於保林格令(Bowling Green )學院,爾後淡出台獨運動。1967年,UFAI改選,由王人紀出任主席,張燦鍙出任副主席。隔年。UFAI通過決議,將總部由費城遷往紐約。1969年,UFAI再度改選,由蔡同榮任主席,張燦鍙與陳隆志分任第一與第二副主席。

1970年元月一日,全球獨派人士在紐約聯合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註九)。此後,紐約成為台灣人風雲際會之所在,3FUFI UFAI等與費城相連結的台獨運動皆成歷史,「費城八傑」亦留給後人一個神秘的印象。

重現台灣人社團

          潮來汐去,二十多年歲月匆匆流逝。滄海變桑田,台灣亦由獨裁政權邁向民主。九十年代,黑名單解除,海外獨運人士相繼回台,成為風雲人物,此時蟄居賓州的盧主義亦開始踏出自我築起的堡壘。

    1993年,他與費城同鄉張子卿、廖進興等多人共組「墾丁俱樂部」,每週六向鎮上的童軍俱樂部租借場地,開放給同鄉打球、交誼。這個俱樂部一共經營四年,當時成為費城台灣同鄉的週末活動中心。後因場地續租困難而結束。

2009年主辦每東夏令會的費城同鄉合影。由右至左,前排:盧主義、翁進治。後排:陳月娟、陳弘毅、廖進興、王博文。
          1994年,費城同鄉鄭義勇牧師發起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註十)」賓州分會,盧主義夫婦皆參加,創會會長由王博文出任。因為FAPA的主要任務在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曾志在外交的盧主義對該事務頗為熱心,乃於1996年接下第二任會長。
擔任FAPA賓州分會長兩年期間,盧主義與華府從事遠東事務的專家學者們建立良好關係,表現優異,乃於1998年當選FAPA總會的中央委員。同時 ,脫離三十六年的台獨聯盟亦請他歸隊,擔任外交工作。

1998年二月二十八日,紐約台灣同鄉會在台灣會館舉辦盛大的二二八紀念會,會長李正三除邀請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演講外,並請遁隱多年的「3F老將陳以德、盧主義與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現身,讓他們親揭三F的神祕面紗,將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公諸於世。

此時,盧主義沉潛多年的台灣熱情已告復燃,乃於隔年擔任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他在會中安排一場「費城四傑談海外台獨運動」,由他本人和陳以德、林錫湖三人親身敘說「3F的始末。

睽違近四十年的老戰友重逢,眼見彼此由昔日紅顏成為滿頭華髮之士,都不勝唏噓。然他們皆為當年能為人先鋒地倡導台獨理念感到自豪,也為今日台獨意識的四海披靡感到欣慰。

為台灣拼外交

回復往日的熱忱,盧主義再度以李天福的筆名,在【台北時報】等英文報刊,陸續發表有關台灣的論述。當李天福的名字再度出現時,即有鄉親訝異道:「這個李天福還活著嗎?我當他早就作古了!」

重為李天福的盧主義依舊認真執著,他研讀有關台灣的文章,注意美國國會有關台灣議案的提出與表決,參加華府各智庫與大學所舉辦的有關台海兩岸的研討會,並與專家學者們交換意見。
2004年,盧主義(右六)FAPA 委員們拜會美國國務院官員 Randy Schriver (右四),右二為前FAPA會長楊英育博士。
他的認真與專業贏得不少美國學者如林蔚(Arthur Waldron)、金德芳(June Dreyer)等人的敬重,也在2004年被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註十一)」聘為「亞洲安全及民主企劃」研究員,讓他頗感光榮。

然而面對中國不斷地擴充武力,台海兩岸的交流急遽增加,以及美國務實主義者的抬頭,都使他盧主義對台灣的前途憂心忡忡。他說:「中國聘請許多專業人員,在華府從事打壓台灣的工作。他們不僅學會台灣的遊說模式,並且比台灣更捨得花錢。我們除了加緊打拼外,別無他途。」

所以,老驥伏櫪的盧主義繼續向前奔馳。為了參與這些活動與會議,他與海倫常常天未破曉即開車到蘭斯德爾(Landsdale)小鎮火車站,搭乘清晨五點出發的第一班火車到費城,然後自費城搭火車到華府,轉搭地鐵到會議地點。一趟行程,至少四小時。待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時,已是半夜。

坐在急馳的火車裡,3F 的往事已遠去,UFI的傷痛已消失,刻板的精算師生活亦成過去,如今盧主義所日夜思慮的就是台灣的前途。說來,這台灣獨立的理念曾使他多走了許多曲折的人生路,卻也照亮了他生命的精華處。

「我一生最大的驕傲是敲響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最大的願望則是看到台灣成為一個獨立、民主與進步的國家。」盧主義說。他側過頭,瞥見海倫安靜地坐在他身傍,她是他内心最大的安慰。(End)

2001年,盧主義伉儷與其時的賓州參議員、現在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中)合影

註七:《訴求公義》英文全名為Appeal for Justice
註八: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英文全名為Unite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簡稱UFAI
註九:世界台灣獨立聯盟的英文全名為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
註十: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英文全名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
註十一: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英文全名為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