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戀福爾摩莎(上)

韋傑里博士近影

戀戀福爾摩莎(上)

－人權工作者韋傑里博士的故事－

楊遠薰

      美國華府(Washington D.C.)是全球政治、外交遊說工作最多的地方。關心美、中、台關係的人都知道華府有兩位身材高大的荷蘭人無時不刻地為台灣前途打拼。他倆就是律師出身的昆布勞(Coen Blaauw)與工程博士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

韋傑里博士自1980年以來，定期發行《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的英文精美小冊，報導當今台灣政治、社會發生的事情，寄發給全球各國與台灣事務有關的單位與人士，以期增進他們對台灣的瞭解，三十多年幾無間斷。晚近九年，他自歐洲的服務單位退休，加入華府的「北美洲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註一)」，全職為台灣的利益，從事對美國國會的民間遊說工作。

甫從台灣到美國華府的人，都好奇這位「阿凸仔」怎會對台灣的事情如此瞭解與熱心？這發展怎樣麼來？且聽韋傑里博士與太太陳美津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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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傑里是荷蘭人，一歲時，即隨被派往印尼工作的父母到印尼的雅加達，一住十一年。

他說：「我從小就跟不同族裔的孩子玩在一起。因為我在印尼就讀荷蘭小學。許多印尼人、中國人與西方國家的人都送他們的孩子到荷蘭學校唸書。」

他的媽媽在印尼又生了兩個妹妹。十二歲時，全家遷回荷蘭，住在中部一個叫Utrecht的小城。父母送他到離家二十英哩外的一所教會學校唸中學，他每天騎單車通學，來回二十四英哩(40公里)，風雨無阻。

「我們荷蘭人到哪裡都騎單車，所以身材才會這麼高。」六呎多高的韋傑里站直了身子，笑著道。

十六歲時，他首次到美國，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在美國紐約上州的一個美國人家庭住了一年，就讀當地的高中。

「這位當年照顧我的美國太太就成了我的美國媽媽。」韋傑里說：「她今年九十五歲了，我與美津迄今每兩個月就去看她一次。」

自美國回去後，韋傑里進荷蘭的Delft科技大學，主修太空工程。Delft科技大學要唸六年，等於大學加碩士課程。唸完大四那年，他第二度到美國，在休士頓的美國太空總署實習一年，因此對美國的生活與語文都更加熟悉。

再度自美國回去後，這位個性溫和、講話很有調理的荷蘭青年繼續在Delft科技大學唸了兩年書，取得文憑後，第三度到美國，進西雅圖（Seattle）的華盛頓大學（Univ. of Washington），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學位。

當時是1971年，時年二十五歲的韋傑里志在當太空工程師，不曾想到會與遙遠的台灣結下任何奇緣。

2

因為多元文化的背景與天生友善的性格，韋傑里就讀華盛頓大學研究所時，與各國來的研究生都相處得很好。他時常應邀至不同國家的同學會，傾聽他們的想法與意見。

逐漸地，他發現在威權統治下的國家，都有政府迫害政治異己的現象。深富正義感的他遂在校園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會」，開始關懷世界各國的政治良心犯。

其時，台灣正面臨退出聯合國、不知何去何從之際。不少人認為若不作改革，台灣很快會被中國併吞，因此冒被捕的危險，呼籲政府改革。海外則有更多鄉親經常聚會，討論台灣前途，並支援島內的民主人士。這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教授、李英偉教授夥同一些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經常舉辦活動。他們每有活動，便邀請國際特赦組織的韋傑里參加。

1973年秋，台大外文系畢業、甫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獲得新聞碩士的陳美津到華盛頓大學，改讀經濟研究所。她到華大後，便應朋友之邀，參加「台灣學生社」舉辦的活動。在活動中，她認識了韋傑里，很訝異地發現這個碧眼白膚的歐洲青年竟比自己更知道台灣的事。

美津說，她生長在台北，從小就學會不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因為她最小的叔叔在1947年時還是個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那幾天，上街去買東西，從此沒有回來過。家裡一直沒收到認屍的通知，但此後沒有人見過他。這件事成了家裡一個很大的陰影。大家心照不宣，避談這事，只有祖母有時忍不住，談起小叔，便眼淚掉不停。

用功讀書的美津自北一女、台大，乃至美國留學，都一帆風順。認識韋傑里後，她赫然發現自己對故鄉的瞭解實在有限，於是經常與傑里一起探討台灣的各種議題。

當時，台灣發生一件政治犯脫逃事件。高雄鳳山有位叫楊金海的的生意人，曾大力支持顏明聖競選立法委員。顏明聖落選後，他旋即被捕，接著被判刑，很快地移送綠島服監。

楊金海被捕後，遭受各種殘酷的刑求，以致患有嚴重的胃出血。在送往台東醫院就醫的途中，他竟拎著輸血袋脫逃。逃亡期間，他投書申訴他在獄中所遭受的各種不人道的刑求，引起各方的關注。

這時，在華大從事人權工作的韋傑里等人都很關心楊金海的下落。當楊金海不幸再度被捕後，國際特赦組織華大分會便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對象，一方面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官員，關切楊金海的健康與獄中待遇；另方面經常寄慰問卡和襪子等小禮物給獄中的楊金海，表達關懷之意。

隨後，韋傑里從關心台灣的人權發展至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他於1975年邀請彭明敏教授到華大演講。他說，演講之前，他在校園張貼海報。結果每貼一張，就被撕掉一張，於是回頭重貼。他說，他整晚都重覆做這事。

結果演講會那天，慕名而來的聽眾坐滿全場。為提防國民黨學生滋事，韋傑里整晚都在會場入口處把關，直至演講會結束。

彭明敏演講會後一個星期，他與陳美津便結了婚。這時，他已自太空工程轉至跨學科工程(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不僅補修了許多學分，更在隔(1976)年偕美津赴非洲的坦桑尼亞，蒐集博士論文《開發中國家的技術轉移》的資料。

韋傑里博士與陳美津合影於2014年

3

1978年，韋傑里與陳美津自非洲回西雅圖後，發現台灣的民主抗爭與日俱增。自1979年開始，韋傑里每月寫一頁的新聞信，向國際特赦組織報告台灣的人權情況。

不久，「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韋傑里與之聯絡，得到更多資料，新聞信便從一頁變成兩頁、三頁、四頁…。等到年底高雄事件爆發，全島進行大逮捕，傑里的新聞信竟厚得像一本書。

高雄事件發生後，韋傑里夫婦不分晝夜，到處打電話查詢被捕人士的名單與資料。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他用打字機打出一份厚厚的報告，提供七十四位被捕人士的名字與資料給國際特赦組織，同時將這份報告的影本寄給許多國際人士。

1980年以打字機打出的《台灣公報》

往後幾期的新聞信，他都詳細報導高雄事件的軍法審判、施明德逃亡、、林義雄家血案…等當時最震撼的新聞。由於當事人皆在牢裡，韋傑里蒐集不到他們的照片，便花錢請一位日本畫家根據資料，繪製一系列的人頭圖，包括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陳菊、張俊宏、林弘宣、紀萬生等，公布在新聞信上，以便發動全球性的救援。

高雄事件發生一周年後，由於新聞信已太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的名字亦太長，他們乃決定發行小冊子般的新聞報，更名為「Taiwan Communiqué（台灣公報）」。

早期「台灣公報」的圖徽由韋傑里設計，就是「台」字下面的方格裡，有兩條鐵柵，象徵著黑牢，兩隻手緊緊握著鐵柵，焦慮地等待救援，道出在那流血淌淚的年代，被捕的政治良心犯是多麼地無助。人權關懷者則猶如暗夜的燈火，點燃了許多受難者的希望。

早期「台灣公報」的圖徽

 1981年，韋傑里終於取得華盛頓大學的跨學科工程博士，回荷蘭就職。回首在西雅圖十年的求學生涯，他不僅修習許多工程學分，更修習更多的人權學分，同時亦獲得一個台灣老婆，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在打包回荷蘭之際，他們發現在美國實有太多載不走的回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