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述宗教授的故事(1)

廖述宗教授攝於1985年平原區秋令營 (楊遠薰攝影)

 

生命的執著(1)

─芝加哥大學廖述宗教授的故事

楊遠薰

廖述宗教授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

他在1980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註一）」，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 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 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啟蒙的歲月

廖述宗於1931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 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 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 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1949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 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 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1956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1956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1968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廖述宗教授無師自學的畫

 

誤闖芝大

1957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癌症化療之父─哈更斯博士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廖述宗教授與恩師哈金斯博士合影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1966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1927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 於1941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 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1950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1957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1961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 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 卓皓博士在1969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 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 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