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草一點露(上)
─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 ─
─ 施興國與廖純如的故事 ─
楊遠薰
施興國與廖純如來自台灣雲林的農村小鎮，成長於不同的苦難環境。兩人經過七十年代的留學與漂泊，於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然後本著敦厚溫和的心，長期服務台加社區，幫助許多稍後移居溫哥華的新移民。
「人生過程有高有低，每遇到挑戰時，」廖純如說：「我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一枝草一點露，頓覺力氣倍生，就繼續朝目標走下去。」
「天無絕人之路，」施興國說：「我生命中多次遇到貴人，因此覺得只要心存善良，有目標、有理想，不斷努力，路便越走越寬，人生也因此有意義。」
八角亭的孩子
回憶童年， 施興國爽朗地笑道：「我小時候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上學，什麼時候該放學。我甚至不知道學校何時開學，何時放假。反正農忙時，我們都得到田裡幫忙。農忙後，村裡的大孩子喊：到學校去喔！大夥兒就結伴、赤腳走到學校。」
在雲林縣二崙鄉一個叫八角亭的村落出生長大的施興國繼續開心地笑者說：「每次到學校，人家都已在上課。我悄悄溜進，坐在板凳上，迷迷糊糊過大半天。然後眼見快天黑，聽到外面有人喊：回家了！就趕緊抓起書包，跟著大夥兒走回去。」
他是九個孩子裡的老七，父母不識字，靠務農與打零工維生。他說：
「我的父母都很忙，沒時間管我們，孩子上不上學都無所謂。老師若看不到學生，會到村裡找孩子。我家在村子的最裡頭，一間竹筒蓋的厝，牆是泥土拌牛糞糊的。冬天屋裡很冷，屋旁的竹林常被風颳得咻咻叫。」
這樣的環境居然能出個留美博士，實在奇妙。
「不是一個，是兩個。」他比著手指糾正道：「我的弟弟也是個留美博士。」
他說，他唸小學四年級時，級任導師劉志芳先生到他家作家庭訪問，見他家的情況後，對他的父母說，假如他們同意讓他與弟弟住到他家去，他願意照顧她倆。就這樣，劉老師改變了他與弟弟的命運。
施興國在劉老師家住到小學畢業，順利考上虎尾中學初中部。後來，他又先後考上台中一中高中部與成大化學系。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考進台灣電力公司，然後在服務台電期間，申請到美國內布拉斯加(Nebraska)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於1968年秋赴美深造。
「劉志芳老師是我與弟弟的大恩人。」興國緬懷地說：「他是個單身來台的大陸人，在台灣生活了四十年，始終沒成家，直到兩岸開通，才回故鄉與妻女團圓，最後病逝中國。當年弟弟年紀小，他還收弟弟為養子。我和弟弟能遇到這麼好的人，改變了我們的一生，真是何其有幸！」
政治犯的女兒
廖純如與施興國同鄉，卻在迥然不同的環境長大。純如的父親是個醫生，但不幸在她五歲時被扣以匪諜的罪名，入獄十二年，以致孩子們都在政治犯家屬的陰影中長大。
純如說：「父親廖萬督醫師來自雲林縣二崙鄉的一個地主家庭，年輕時赴日留學，自日本大學醫科畢業後，即返鄉服務。他很有愛心，除了替鄉人治病外，也致力籌建二崙鄉衛生所，並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援助計劃下，積極治療當地學童的頭癬、頭虱和砂眼。」
「當時，他見許多鄉下人生了病，沒錢就醫，很可憐，就與二崙鄉農會總幹事廖清纏先生商量。」她繼續說：「後來，一些人共同成立一個健保組織，每家年繳二十元基本費，全年看病免費，並可自農會領取藥物，等於現在的健保。但因為是個組織，引起政府的疑忌，瞬間將所有相關人員統統逮捕，以匪諜的罪名起訴。」
時為1951年，值白色恐怖年代。初審的結果，廖萬督醫師被判七年。廖純如說：「當時，鄉人非常憤慨，因此集體陳情。但二審判決，父親的 刑期卻被加重為十年。鄉人更加激動，再度陳情。三審判決，父親竟被判刑十二年，廖清纏先生被判刑十五年。這對受難者與家屬們，都是非常殘酷的打擊。」
父親坐牢後，家中經濟全靠堅強的母親當助產士維持。廖純如在成長的過程裡，充滿了隨母親探監的辛酸經驗。
「我唸小學時，」她回憶說：「爸爸被關在新店的安坑監獄裡。媽媽每次去探監，都帶我們五個孩子同行。從雲林縣二崙鄉到台北縣安坑鄉是段迢遙的路。媽媽事前就準備大包小包的食物，在探監前一天，全家清晨即起，自二崙搭客運到西螺，轉車到斗南，再自斗南搭火車到台北，然後乘三輪車到親戚家。」
「我們在親戚家借宿一夜，」她繼續說：「隔晨一早就搭公車到新店。到了監獄，媽媽開始分送東西給警衛與獄卒。經過重重關卡，東西都快分送光了，才見到父親。迄今，我仍清楚記得父親穿著短褲、拿著臉盆，出來領我們分剩的食物的情景。每當想起那一幕，我的眼淚就忍不住噗溯溯地掉下來。」
不幸的事尚在後頭。純如說：「我唸初一時，爸爸生病，需要開刀，被送到基隆軍醫院。開刀的前一日，我們去探監，發現父親竟被關在精神病院的鐵籠裡。當我們穿過一長排關滿精神病患的鐵籠時，只見病患狂喊尖叫，伸手要抓我們，嚇得我們驚惶失措。」
1960年，廖萬督醫師在安坑監獄服完八年刑後，被送至台東泰源監獄。因為東部缺乏醫療人員，他得以在獄中為囚犯和原住民看病。1964年，廖醫師在服滿整整十二年刑期後，終於獲准出獄。
「父親出獄後，在台北開設惠仁醫院。」純如說：「因為他在獄中研究針灸頗有心得，所以各地前來求診的人很多。但爸爸很有愛心，始終掛念東部的原住民，所以在1968年時到花蓮縣光復鄉開設惠仁綜合醫院。」
純如唸小學與中學的十二年，正是她父親服刑時。她說，她原本很活潑，功課很好，但後來發現同學常在背後指指點點，說她是匪諜的女兒，就常一路哭著回家。媽媽知道孩子們在學校受委屈，就將他們轉學到外地。所以她後來轉學至彰化民生國小，畢業後順利考上彰化女中。
「在彰化，沒有人知道我爸爸是誰，所以我很輕鬆，初中三年都當班長，表現很出色。但後來到台北唸中山女高後，因為開始瞭解世事，就變得十分敏感與内向。」純如說。
她就讀靜宜文理學院數學系時，寒暑假都在父親的醫院幫忙，亦隨父親到台東開業。1970年夏天，在美國攻讀化學博士的施興國回台探親，與甫自大學畢業的廖純如結婚。婚後兩個月，純如便離開記憶不甚美好的台灣，隨夫到美國，展開另一個嶄新的生活。
「當年與父親在一起時，常聽爸爸說：一枝草一點露。」廖純如說：「我那時不太明白這句話的涵義。後來出了國，增長許多閱歷，才能體會箇中的真諦，覺得受惠良多。」
天涯為客
施興國的個性隨和， 自1968年抵達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後，便與李孔昭、謝清志、張菊惠…等一些台灣學生打成一片，也常應邀到周式毅教授與陳炳杞教授家作客。
「當年在美國中西部大學城裡，只要是台灣來的，便互相幫忙。」施興國說：「每年感恩節，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台灣同鄉都會邀請鄰州的鄉親們一起聚餐。我們每年都冒著風雪、開了好幾小時的車趕去。那種鄉親見面的歡喜，實在令人回味。」
他們隨後亦在內布拉斯加組了一個台灣同鄉會。廖純如在1970年抵達內布拉斯加後，受眾人的感染，個性逐漸開朗，後來更經由參加同鄉會，拓展了視野。
她說：「我那年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舉辦的感恩節聚餐裡，見到久仰大名的彭明敏教授，非常興奮。因為父親為理想受盡苦難，所以我一直很敬佩為台灣犧牲奉獻的人。」
隔年，施興國獲得到德國作研究的機會，純如發現自己懷了孕，頓時不知該喜還憂？因為他們沒有醫藥保險，付不起昂貴的生產費，而且興國走了，她一個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內布拉斯加，不知該怎麼辦？
結果，他們硬著頭皮向親友借了一筆錢，買了兩張機票，相偕到德國。到了德國，發現學校給的薪水是當初約定的三倍，不但還了債，也付得起生產費，還買了一部二手的金龜車，真是喜出望外。
在德國，他們參加當地的台灣同鄉會，認識了陳建福、吳修傳、黃光雄等一些留歐學生。當時，留歐學生正在籌組世界台灣同鄉會，常相約在某國某城某位同鄉家開會，一些熱心人士便紛從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等國趕去。大家白天開會，晚上打地舖，徹夜話台灣，個個充滿年輕的熱情。
施興國在德國作短期研究後，即偕純如回內布拉斯加，共育一女。1973年，興國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到加拿大的渥太華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全家乃搬到渥太華。
「早春的渥太華非常美麗，」廖純如說：「花樹盛開，鬱金香遍野，風景美如畫。我們隨後又發現加拿大的社會福利非常好，因此決定在加拿大居留。」
施興國在渥太華大學工作時，再度到德國波昂大學作研究。在波昂期間，他們又添一名小壯丁，同時繼續參加德國的台灣同鄉會。
「當時在一起的有張維嘉、尤清、何康美、蘇正平、張宗鼎、盧榮杰、李勳墉、鄭自財和吳清桂…等人。每次聚會，大家總談台灣，談得欲罷不能。」興國說。
1977年，施興國出任德國西區台灣同鄉會會長，十分熱心服務鄉親。但在1978年的一天，突然接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通知，告以再不回加拿大，將喪失居留資格，全家乃匆匆打包回加拿大。
回渥太華後，施興國轉到卡爾頓(Carleton)大學作研究。不久，他面臨生涯的挑戰。他希望到大學教書，但所專攻的物理化學十分冷門，很難謀到教職。回台灣或許是條出路，但純如對台灣的記憶太灰色，不願回去。幾經考量，他作了一個決定：離開學術界，搬到西岸的溫哥華，另謀發展！
1979年十一月，施興國開一部老爺車，載一家大小，作跨越美洲大陸行。時值寒冬，出發後不久，便遇到暴風雪，一時雪花紛飛，前途茫茫。開車的人固然如履薄冰，坐在車裡的家人亦戰戰兢兢。
「在白雪茫茫中，我想起父親常說的『一枝草一點露』這句話，心想一枝卑微的小草只要一點露就能生存，上天必不置我們於絕地，因此感到心安。」純如說。
就這樣，他們在冰天雪地中長途跋涉，足足開一個月的車，終於安抵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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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興國夫婦2008年回雲林虎尾，探訪雲林故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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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溫哥華
溫哥華依山傍海，四季如春，但美麗的景致填不飽肚子。施興國四處找事，終於在離海的維多利亞(Victoria)市覓得一份電腦程式員的工作。此後一年多，他週日住在溫哥華島，週末回溫哥華，與家人團聚。
廖純如說：「抵達溫哥華數日，行李尚未完全打開，台灣就發生高雄事件。眼見島內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我們立刻加入溫哥華同鄉的抗議行列，到北美事務協調處門前示威。」
兩個月後的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發生，悲憤的溫哥華同鄉合抬三具棺木到北美事務協調處前抗議，施興國亦在其中。結果他們搬到溫哥華不到一百天，就被列入黑名單，此後十多年，望斷歸鄉路。
儘管如此，施興國依舊熱心服務同鄉。他於1981年出任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會長，1983年與1984年接著擔任台灣公共事務協會(FAPA)溫哥華分會會長。
「服務鄉親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他說：「我任同鄉會長時，剛辦完一個四天三夜的露營，即匆匆趕赴加拿大最大的電信公司─德拉斯(Telus)面試。主試人見我兩眼惺忪，問我何以如此疲憊？我說因為才辦完一個上百人參加的露營活動。他於是和我談起一些服務社團的經驗，最後竟以我具有領導能力而予錄用，並讓我擔任主管職位，可說天公疼憨人。」
廖純如在搬到溫哥華後，因為兩個孩子已上小學，希望做點事。時為1983年，凱蒂貓(Hello Kitty)風靡全球。她便趁到日本探視在那裡行醫的父親之便，與桑里奧(Sanrio)公司接洽，然後取得凱蒂貓禮品在加拿大西岸的專賣與批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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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任台加文化協會理事長的廖純如(右)與李靜美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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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溫哥華後，她在市區開了一家凱蒂貓禮品專賣店，兼任桑里奧公司在加拿大西岸的總代理，經常外出參展、接洽生意。
「這生意前後作了八年，從記帳、報關、報稅、參展、促銷、聘店員…等等，全都我一個人包辦。結果我從處理各種事務中，得到許多經驗與信心。」她說。
作生意期間，即使再忙碌，她都親自在孩子們放學後，帶他們去學琴、游泳與打球，因此遇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新移民。因為她的孩子在學校表現相當優異，又乖巧有禮，所以許多新移民紛紛向她請教各種教育子女的問題。
純如一再回答新移民的各式各樣問題後，逐漸興起開補習班的念頭。1987年，她在溫哥華南區開了一家補習班，幫助台灣來的青少年溫習英文、數學、物理、化學與準備SAT測驗。由於一對進美國名校的子女是最好的招牌，施興國博士又精通物理、化學和數學，而且謙和、耐心，所以登門求教的人很多。
「補習班開了十餘年，」廖純如笑著說：「我們至少幫助兩、三百名學生進美國著名的大學，學生與家長都很感激。每年春天，我們都組團到美國，參觀大學，參加的人都很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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