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的推手 ─FAPA與昆布勞的故事

2023年5月，FAPA在台北召開成立四十週年大會合影，昆布勞提供

「美國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的推手

─FAPA與 昆布勞(Coen Blaauw)的故事

By 楊遠薰

2012年蔡英文總統訪美國華府時,與FAPA總部人員合影。由左至右：王巧蓉, Jean Wu, Gerrit van der Wees, 蔡英文總統, Coen Blaauw, Eileen Lin, Janice Chen，昆布勞提供

                             2016年5月16日 ，在蔡英文就職台灣總統前夕，美國眾議院通過HCR 88號決議案，強調美國對台政策應以「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 」為基石。

              這是1982年雷根總統對台灣口頭的六項保證首度訴諸文字，也是美國國會送給台灣新政府的一個大禮，更是FAPA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同仁與此議案重要推手昆布勞(Coen Blaauw)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而在這項決議案的背後，則蘊涵著一個在美國三千多戶台美人家庭長期默默捍衛台灣安全的美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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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布勞是一個生長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市的荷蘭人。1989年夏天，他自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律學院畢業的第二年，到美國度假時，因緣際會拜訪了在華府的FAPA 總部。經與FAPA 人員長談後，他深受感動，決定加入FAPA，為台灣從事在美國國會遊說的工作。

九十年代的昆布勞(Coen Blaauw)

，昆布勞提供

               FAPA的中文名稱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成立於1982年，是一個由遍佈全美三千多戶台裔美國人家庭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其宗旨在藉公民的草根外交，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進而保障台灣的安全與增進台灣的福祉。

                FAPA的經費來自全美各地會員的捐獻，歷任會長的首要任務就是籌措每年的營運經費。FAPA成立後，為求永續發展，在華府國會山莊東南的住宅區買了一棟磚造的三層樓房子，作為辦公總部。

最右邊的一間，552號，就是FAPA總部

                            對一般人來說，要放棄在歐洲安穩的生活，到美國為一個沒有淵源的島國從事一個看似沒什麼保障的工作，未免頭殼壞掉。但充滿理想主義的昆布勞卻不這樣想。

                他說，1989年是歐洲充滿顛覆的一年。繼波蘭之後，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都東歐諸國都紛紛脫離蘇聯強權的掌控，邁向民主。甚至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都力求獨立。

                他認為台灣之於中國，如同波羅的海三小國之於蘇聯；只要人民繼續努力，終會達到獨立的目標，而他願意奉獻數年心力，幫助台灣人民完成這項使命。所以自他加入FAPA，他的工作目標就是幫助台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與獨立的國家。

              二十七年的歲月匆匆流逝。儘管大家都非常努力，但昆(Coen)與FAPA的目標始終懸在坎坷路途的半空中，所以他一直留在FAPA，繼續朝目標前進。

九十年代，FAPA的昆布勞(左)與前美國參議員甘迺迪(Ted Kennedy)合影

             FAPA在過去二十七年裡，在美國國會推過許多有關台灣的議題包括台灣安全決議案、台灣安全加強法案、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案、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WHO)案、加強對台軍售案、支持台灣高階官員訪美案以及日前眾議院通過的美國對台六項保證…等。若一一細數，足可寫成一本厚厚的書。

              其中，「美國對台六項保證」的議題曾經數度提出，但囿於種種政治現實，一直停留在教育議員們的階段。

              自去(2014)年起，美、中因東海南海諸議題而關係緊張，美方對馬英九的親中政策頗感憂慮，對聲勢日揚的蔡英文寄予期待，整個政治氛圍變得對台灣十分有利，FAPA乃順勢於去(2015)年十月推出此議案。結果在蔡英文就職總統前夕，竟獲得美國眾議院全體議員無異議通過，令所有參與者都感到非常欣慰。

年輕時的Coen Blaauw(右)與年輕時的前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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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六項保證」對台灣如此重要？昆布勞說：「因為美方在這些承諾裡，明確表達不停止對台軍售、不促談、不促統、也不承認中國對台擁有主權的立場。」

            這「六項保證」的內容就是美國保證不設定對台停止軍售的日期、不改變《台灣關係法》、不扮演台灣與中國的協調人、不促台灣與中國談判、不在對台軍售上事先與中國協商、也不會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昆布勞解釋道，這六項保證的背景是在1982年，美國雷根總統即將赴中國簽署八一七公報 前，明白美國將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乃派特使李潔明 (James Lilley) 到台灣，向蔣經國總統作上述的保證。

              「當時是美、中建交的第三年，」他繼續說：「一般認為台灣可能在支撐不了的情況下，經由談判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個人立場親台的雷根總統因此私下派特使到台灣，做上述的保證。」

                                他接著說：「這六項保證是繼《台灣關係法》之後，美國對台灣最有利、友善的承諾。但不同於《台灣關係法》是正式通過的法律條文，六項保證僅是口頭承諾，所以FAPA長期在美國國會推此議題，就是希望這些承諾能在美國的立法程序上訴諸文字。」

2015年FAPA青年工作營與會者合影。前排中間著黃夾克者為該年FAPA總會長高龍榮

                          那麼，FAPA如何在美國國會推動議案？

                         「美國國會的立法過程相當冗長複雜，」昆布勞說：「可說每個步驟充滿玄機。而且絕大數的提案在中途就被攔下，很少能走完全程而送至大會討論、表決的。所以在說明FAPA國會運作的同時，必須解釋一下美國的立法程序與FAPA的組織特質。」

              他說，美國的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眾議院有435位議員，參議院有100名議員。兩院各有外交委員會，外交委員會裡有亞太小組。台灣議題屬於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事務，所以一般運作通常由眾議院的亞太小組上路。

              就步驟而言，首先，FAPA的理事會與總部先選擇議題、決定要推動的議案，接著由昆布勞代美國國會議員起草即將提出的決議案條文，然後尋找願意幫FAPA提案的議員。

              議案由議員在亞太小組提出後，經小組裡所有議員討論，獲得共識或表決通過後，再送交外交委員會。 在外交委員會裡，同樣地需經委員會裡所有議員們的討論與表決通過，再送議長處理。

              議長此時衡量此議案，決定是否該送大會討論、表決以及安排議案送交討論的順序。經過這些關卡，議案才正式在大會(floor)裡提出，由全體議員討論、表決。

          「這一趟過程走下來，經年累月，確是毅力的考驗。」昆布勞說：「其中每個過程都有不少變數。譬如兩年前，我們推一個有關台灣政策的議案，都已在外交委員會獲得通過，卻無法排入大會的議程而鍛羽，十分可惜。在此，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有關台灣的議案能一再、再而三地在美國國會提出討論，實是FAPA三千多戶會員家庭共同努力的成果。」

前FAPA總會長楊英育教授(左二)偕總部人員Janice Chen(左一)與Coen Blaauw(右一)拜會堪薩斯州議員Kevin Y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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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PA的三千多戶會員家庭散居在全美各地，北起明尼蘇達、威斯康辛，南迄佛羅里達的邁阿密，東自紐約，西至加州，究竟如何在華府的美國國會為台灣發聲？

              「FAPA的每個會員都是重要的種子。」昆布勞說：「因為美國的國會議員都很忙，要關照的事務包羅萬象。光是美國國內的議題加上議員本州的議題，就已經夠忙，何況還有千頭萬緒的國際事務。在這種情況下，鮮少人會注意台灣的事情。」

              「但州民若有請託，議員必須接見。」昆繼續說：「我們在各州的會員三不五時求見議員，陳述的不是任何攸關自身利益的事情，而是為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台灣，這挺令人感動的。尤其剛出道的年輕議員，往往比較熱情，若與之談得投合，且在他們競選時幫點忙，久而久之，便能建立起情誼。

         這時，FAPA總部的人再跟進，時常與之聯繫。那麼，一旦台灣有事，我們需人幫台灣發聲，或我們在國會推動議案，需議員提案與支持時，才找得到人。這就是FAPA草根外交的力量。」

俄亥俄州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中)與昆布勞、Iris夫婦合影

                       「從以前到現在，」他接著說：「一些對台灣十分友好的議員幾乎都是FAPA各地會員用心栽培出來的。這種情況發生在紐約、紐澤西、佛羅里達，也發生南加州、北加州、德州…等不少地方。這些都是FAPA遍佈全美各地會員無私奉獻的成果。」

              他更舉實體的例子說，俄亥俄(Ohio)州的台灣人並不很多，卻產生兩名超挺台灣的議員。一位是這次幫我們提HCR 88號(美國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的夏波(Steve Chabot)眾議員，另一位是曾經幫我們提許多次議案的布朗(Sherrod Brown) 參議員。

              前者是FAPA前總會長李青泰醫師與辛辛那提分會會員們共同努力的結果，後者是北俄州的游祥修醫師與FAPA克里夫蘭分會會員們長期經營的展現。這些成果都令人感到驕傲。

俄亥俄州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中)與昆布勞、Iris夫婦合影

                           昆布勞在FAPA工作二十七年，經歷王桂榮、陳榮儒、樊豐忠、陳文彥、吳明基、李青泰、楊英育、高龍榮與陳正義(Peter Chen)等九位FAPA會長。他說，他對FAPA最引以為傲的是「這是一個無私(unselfish) 的團體」，自會長至會員，乃至總部同工，每個人都無私地想為台灣盡一份心力。

                           

              「每位會長在任期內，」昆說：「都犧牲自己的週末與假期，時時像蜜蜂般，風塵僕僕來來回回地奔波。或到華府總部規劃事務、主持會議、拜會國會議員與美國官員，或到各州分會，與會員相聚、募款…等等，個個盡心盡力，任勞任怨。」

               身為總部人員，他有時亦應邀到各地分會，向大家報告總部的近況。他說，有些地方雖只有一、二十戶或二、三十戶台灣人，卻也有FAPA分會。有些分會的人數不很多，但無論老少，每逢聚會，個個都自然流露出對台灣的熱愛與關懷，那種情境很令人感動。

2016年四月，昆布勞拜訪紐約上州 FAPA Albany分會，與會員們合影

                          他屢屢對各分會的會員說，他們對FAPA的捐獻，絕對值得。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捍衛台灣的安全與幫助台灣邁入國際社會，這些都是無價之寶。

              他並且強調，我們推的議案縱使不見得都能送到大會表決，但因為我們歲歲年年日復一日地在美國國會推動各種有關台灣的議題，美國的議員們都已經對「Taiwan」耳孰能詳。

              「譬如5月16日下午，」昆布勞說：「 當HCR 88號 (美國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在眾議院大會提出後，主席先介紹該議案的內容，提案人接著講解該議案的重要性，然後全體議員參與討論。一時，Taiwan, Taiwan, Taiwan… 之聲充滿了整個國會議事大堂。這就是我們教育美國議員與宣揚台灣的最佳時刻。」

          「我們經常循這樣的途徑，提醒美國國會議員，台灣兩千三百萬民眾是如此地愛好自由與民主，所以一旦台灣有事，美國不能視而不顧。」昆布勞鏗鏘有力地說。

2016年5月21日，總會長陳正義律師(右一)、昆布勞及德州達拉會分會的謝慶鏘(著FAPA夾克者)、黃泰國(左一)合影於FAPA在台北的募款餐會

                          昆布勞在FAPA工作二十七年，由一個英挺燦爛的青年成為一個兩鬢斑白的歐吉桑。他為台灣奉獻了青春，卻也因此尋到了靈魂伴侶。

                           來自台北的Iris  因與昆在FAPA總部同工而相知相惜，進而結婚。所以昆布勞如今是台灣人的女婿，在台北有丈人與丈母娘，也有一個溫暖的家。

              5月18日，他回台北，與在台的友人分享美國國會送給台灣六項保證大禮的喜訊，同時參加蔡英文總統520的就職大典。此時此刻，在歡欣之餘，他更期待FAPA 能與台灣新政府領導下的駐外單位攜手合作，共同開創台灣外交的新局。(End)

美國總統Obama(右)與代表FAPA 的昆布勞(Coen Blaauw)合影

             

亂世奇緣

昆布勞(Coen Blaauwm) 與母親合影於1958年

亂世奇緣

楊遠薰

              這是一個真實的亂離人生的故事，而結局是美麗的，正如唐人斐休的詩：「不是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朋友昆布勞(Coen Blaauw) 是個在美國華府長期為台灣的安全與福址打拼的荷蘭人，有一天告訴我一段關於他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各自流離的往事，聽起來頗覺不可思議，但又那麼生動、曲折與有趣。經他的同意，我將之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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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布勞的名字取自父親，父子兩人都叫昆(Coen)，姓布勞(Blaauw)。若要區分的話，那麼父親就是大昆 (Coen Blaauw Senior)，兒子就是小昆(Coen Blaauw Junior)。

               大昆於 1920年出生在印尼的雅加達(Jakarta，其時稱Batavia)，是家裡五個孩子的老么。其時，印尼猶屬荷蘭，大昆的父親是荷蘭政府在印尼的第二高階官員，全家住在雅加達的一所椰樹環繞的西式花園洋房裡。家裡除了僕傭外，還有廚子與司機。

印尼管家抱著襁褓中的大昆，攝於大昆在雅加達的故宅

                        大昆在印尼度過一個快樂的童年。六歲時，他的父親奉調到澳洲任外交官，全家乃遷到雪梨。

                        孰料在雪梨時，這位年逾不惑之齡的高階外交官竟與當地一位年輕女子談戀愛，愛到難分難捨的地步。荷蘭政府視此為醜聞，乃對布勞先生下最後通碟，要他自制，否則就被革職。

                       結果，布勞先生選擇離婚，也因此離開荷蘭政府的職位。離婚時，四個較大的孩子跟著媽媽，年紀最大的大昆跟著爸爸，從此展開他顛簸的成長歲月。

              布勞先生離婚後，不能適應失去一切的困境，過著潦倒的生活，也因此無法妥善照顧兒子。他們在澳洲生活幾數年後，就回歐洲。然後有一天，布勞先生把兒子送進法國的一家牧羊學校(Shepherd School)，就離開了。

              於是，少年大昆隻身在法國學牧羊。1936 年，十六歲的他自牧羊學校畢業，幸運地在法國南部一個猶太人的農莊找到棲身之處。他工作得很認真，猶太雇主也很喜歡他，彼此相安無事地相處了兩年。

               時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敏感的猶太雇主已經察覺納粹德國的崛起，將對猶太人十分不利，因此有一天對大昆說，他對時局的發展很不樂觀，認為再在歐洲待下去，身家財產可能都保不住，因此決定要移民美國，問大昆願否同行？

二次大戰前在法國的猶太人農莊做工的大昆

                         大昆是個金髮碧眼的小伙子，心想自己又不是猶太人，當無此問題，乃決定留在歐洲。但是猶太雇主一走，他得另找工作。後來，英國一家貨輪公司雇他當水手，他便過起漂洋越海的船員生活。

              如此過了兩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事愈演愈烈。1941年冬，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此後全球烽火連天，海上亦無寧日。

                            1942天初夏，大昆隨貨輪自英國倫敦出發，預計到南美的阿根廷卸貨。不料貨輪航至加勒比海時，遭一艘潛水艇襲擊、炸沉。

               二十二歲的水手大昆在危急中逃生。他跳上一艘橡皮艇，在海上漂流十二天，竟然存活，還在一個小島著陸。

              他上岸後，問著路人，方知那小島名叫聖馬丁(St. Martin)，亦是荷蘭屬地。於是，他找到市長，向市長報告自己的遭遇。市長視他如英雄，又見他長相端正，同屬荷蘭鄉親，便帶他回家，視他如子。大昆因此結束歷險，暫時在市長家作客。

              其時，日軍勢如破竹，陸續攻佔菲律賓、印尼與新加坡等地。英、美聯軍急欲阻擋日軍在南太平洋迅速擴充的勢力，乃計劃訓練一批荷蘭籍的戰鬥飛行員，自澳洲北部的達爾文(Darwin, Australia)啟航，轟炸過去屬於荷蘭的爪哇、蘇門答臘諸島。

                         但那其時荷蘭本土已被納粹佔領，募兵公司於是到荷蘭的海外屬地徵募人才。結果，這機會便落在大昆頭上。

                          據大昆說，當時總部設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 (Jackson, Mississippi) 的荷蘭美國飛行學校(Dutch American Flying School)的甄選人到聖馬丁島後，徵募到數位有志當轟炸機飛行員的青年。

             甄選人對這些青年說：「我假設你們每個人都有高中畢業？」這時，只有牧羊學校學歷的大昆保持緘默。結果，他被錄用了！不久，他和其他青年即被送到美國密西西比州傑克遜的霍金斯(Hawkins)空軍基地，接受戰鬥飛行員的訓練。

                         天資聰穎的大昆在美國適應得很好。他不僅順利地自飛行學校結業，成為駕駛B-25 Mitchell轟炸機的美軍飛行員，並且獲得當地一位美國女孩的芳心，在傑克遜結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傑克遜的Hawkins 基地受訓時的大昆( 左一) 

                       1943年，大昆自美軍飛行學校結業，奉派到澳洲北端的達爾文，開始駕駛B-25 Mitchell 轟炸機，轟炸當時在南太平洋諸島的日軍。由於能力強，他不久便被擢升為荷籍美軍飛行中隊的隊長。

1943年，擔任飛行中隊長的大昆(前中) 與隊友合影於澳洲達爾文的Batchelor 空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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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昆一生有三段婚姻，一共生了十一個孩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他在密西西比認識的美國姑娘。兩人生了兩個兒子。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昆欲返回荷蘭，美國妻子卻不願同行，兩人只好仳離。

              回到荷蘭後，大昆任職荷蘭航空公司(KLM Royal Dutch  Airlines) ，成為民航機的駕駛員。1946年，在生活安定後，他與一位荷蘭女子結婚。兩人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市建立家庭，陸續生下三個女兒。

          1956年，經過十年的婚姻，他的第二任妻子很不幸地罹病去逝，留下三個稚齡的女孩，極需人照顧。這時，有人介紹小昆的媽媽洛絲 (Loes Vemer) 與他認識。

              洛絲整整小大昆十二歲，卻有著與大昆類似的童年際遇。她亦出生在印尼的一個富有的白人家庭，父親在萬隆(Bandung) 擁有熱帶栽培園(plantation)，雇用許多當地的工人，種植橡膠。

              洛絲是家裡五個孩子的老二，童年時，家裡也有僕傭，全家在椰林婆娑的島國過著幸福安樂的莊園生活。

二次大戰前，Los Vemer 攝於印尼萬隆故宅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 1940年，日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厲攻勢佔領印尼諸島。Vemer 一家來不及逃離，便成了俘虜，被送到集中營。

                        當時，日本人在印尼設三百個集中營，所有被俘的白人都被送進集中營，男女分開，營外架設鐵絲網。 所以，八歲的樂絲與媽媽及兩個妹妹被送進女生營，最小的妹妹當時尚在襁褓中。爸爸與十歲的哥哥、六歲的弟弟被送進男生營，爸爸還每天被迫去當築鐵道的工人。

              在他們被關在集中營的五年歲月裡，樂絲從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長成一個婷婷玉立的懂事少女。她的母親教她讀書、識字，她也聽懂一些最基本的日語。每天一早，軍號一響，她們就得起床，在營房外排隊，然後報數：「ichi(1)、ni(2) 、san(3),、 shi(4) 、,go(5) 、,roku(6)....」

               集中營的日子十分晦暗。但樂絲畢竟只是個孩子。走過那段陰霾，她不願回首，以後也顯少再提。但她的母親就不那麼容易釋然。她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其時夫離子散，生活驟變，日日得忍受日軍的吆喝，對她來說，是折磨，也是煎熬。

              小昆說：「我長大後，有一次帶一位日本朋友回家。祖母一聽說他是日本人，立刻把頭別過去，一臉冷峻，顯然心頭還有尚未癒合的創傷。」

              終於，在1945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們被集合通知：「你們解放了！」然後，軍人打開集中營的大門，要他們走出去。

              原來日本那時已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但是他們亦沒有辦法回到原先的家園。因為印尼獨立軍隨即宣告印尼獨立，白人們得兩手空空地回歐洲去。

              1946年年初，Vemer一家一無所有地回到荷蘭，住在一個叫哈林 ( Harrlem)的小村莊，一切重頭開始。        

     

1947年，自印尼回荷蘭的Los與弟妹

                         樂絲在荷蘭讀完高中，開始外出謀生。她經人介紹，找到一個在英國當褓姆的工作。1950年夏，她買了一張機票，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前往英國倫敦。

                        當時搭飛機，空中小姐都會遞給每個乘客一張寫著機長與飛行組員名字的資訊表。她接過後，讀了一下，上面寫著「機長 Coen Blaauw,...」，便把它收下，放在皮包裡。後來也說不出原因，她一直保留著那張資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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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昆在荷蘭航空公司的飛行生涯十分順利。他在三十歲時，就已當上機長。爾後在長達三十多年的飛行生涯裡，他駕駛過D4、D8 、波音727與波音747等多種飛機，最後以波音747機長的身分退休。

              他在失去第二任太太之後，嚴父兼慈母地照顧三個年幼的女兒。這時，對孩子很有愛心與耐性的洛絲適時走入他的心扉，彌補了他在心靈上與生活上的需要。

              像是前世姻緣，1957年，當洛絲聽到朋友介紹的對象叫昆布勞時，猛地想起自己在七年前第一次搭飛機自阿姆斯特丹市飛往倫敦，豈不正是昆布勞先生駕駛的飛機？她在她的櫥櫃裡找啊找地，居然找出了她當年持有的那張寫著機長Coen Blaauw的資訊表，都不禁莞爾一笑！

              就是這樣的奇緣，兩個擁有在椰樹林立的印尼度過快樂童年、爾後卻境遇迥異的人共同組了一個新的家庭。除了大昆原有的三個女兒外，他們的長子小昆在1958年出生。接著，小昆的弟弟妹妹又陸續出生，最後是一對雙胞胎。

1960年，布勞全家福。左一為小昆，後為大昆，抱著嬰兒的媽媽居右，中間三位較大的女孩是小昆的異母姐姐們，較小的是小昆的妹妹。

                           「所以，我們家一直都很熱鬧。」小昆笑著說：「我媽媽生了三個男孩三個女孩，加上爸爸原有的三個女兒，一共十一個人，住在阿姆斯特丹市的一棟大屋子裡。家裡始終都有孩子的笑叫聲，每個人都玩好幾種樂器，在家就可以開一個小型的演奏會。每一回想起童年，就覺得很溫馨，也很快樂。」

              小昆還有一項別人少有的成長經驗，那就是經常隨著當機長的爸爸遨遊世界各地。他說，荷蘭航空公司的員工福利非常好，眷屬搭飛機，只需付很少的錢。所以他爸爸常幫他買張機票，載著他到世界各國旅遊。

              「我唸大學時，很著迷日本的文物與雕刻，所以時常搭爸爸駕駛的飛機到日本。」他笑著說：「而且還坐頭等艙。」

大昆兒孫滿堂。 2015年，一家在荷蘭歡聚。穿西裝者為大昆，穿白襯衫者為小昆。

              1989年夏天，小昆自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學院畢業的第二年，與朋友一起到美國度假時，因緣際會認識了FAPA(Formosan Associations for Public Affairs) 的一些人。此後，他基於熱情與正義，開始為FAPA工作，從事在美國國會為台灣的安全與福祉遊說的工作。

              他在美國華府的FAPA總部工作迄今，已邁入第二十七年。這期間，來自台北的Iris 因與他同工，而相知相惜，乃於2006年共締連理。台灣姑娘的Iris小他十二歲，如同他的媽媽小他爸爸十二歲一樣。

             

          「我有時想起我父母的人生，就覺得那真是一連串奇妙的組合。」小昆說：「當我的父親身葬大海、奄奄一息時，他絕不會料到日後會成為駕駛飛機遨翱天空的飛行員。當他孤苦伶仃地在法國牧羊時，絕不會料到日後會多子多孫，建立一個大而歡樂的家庭。」

                        

1989年，初到美國華府為FAPA工作的小昆(Coen Blaauw Jr.)

                     「所以只要不放棄，就有夢想與希望。」他繼續說：「當我為FAPA工作，有時看來像希臘神話裡那位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ean)時，我和我的台灣朋友們都堅信只要不放棄，繼續努力，終會看到台灣成為一個獨立、民主與進步的國家。」

                      「那麼當我年老時，我回想起我的一生及與Iris的結合，也會覺得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組合與美好的結果。」他笑道。(End)

2016年三月，小昆與太太Iris攝於荷蘭老家，背後是其祖先Gerrit Blaauw 的畫像。Gerrit Blaauw曾於1816-1824年擔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市的市長。

 註1: FAPA的全名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中文譯名為「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總部設於美國華府。

         註2: 西西弗斯(Sisyphean)係希臘神話中一位被懲罰推石頭上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