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1日 星期六

老驥伏櫪的陳唐山(上)

202512月,陳唐山攝於遠景基金會,楊遠薰攝影

老驥伏櫪的陳唐山()

楊遠薰

陳唐山一生秉持著堅強的意志和明晰的理念,無論生活在台灣或美國,都勇往直前,奮鬥不懈,因此創下許多傳奇,也成為兩地台灣人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一生從事過許多職務,但理念只有一個,就是極力爭取台灣的自由、民主與獨立,讓台灣昂首屹立於國際。因此縱使到了暮年,猶繼續為理念發聲,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一個冬陽和煦的下午,我到台北城南的遠景基金會,拜訪陳唐山董事長。年屆九十的他依然精神奕奕,耳聰目明。他有條不紊地敘說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在美國從事國會草根外交的經過,猶如在講一部台美族裔的開拓史,讓人聽了,十分動容。

1. 出發

陳唐山於1935年出生在台南鹽水,為一糖廠子弟。在成長過程裡,他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常躲空襲。十歲時,日本戰敗投降,台灣由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接管,他也因此由日本國民變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小學畢業後,他考上嘉義中學;就讀高中時,與同學蔡同榮私交甚篤。1954年,兩人一起考上台灣大學。蔡同榮原本念政治,一年後改讀法律。他本來念數學,兩年後改讀大氣物理,於1959年畢業。

在台北念大學期間,他靠當家教維生,從而認識一位學生的姐姐林純純。兩人萌生愛意,在他服完兵役後的隔(1961 )年結婚,此後成為終生親密的伴侶。

陳唐山與太太林純純

1964年,二十九歲的陳唐山在一家民航公司服務,因為獲得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的獎學金,毅然踏上留學之途,從此展開他在美國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二十九年的人生。

他說,他到奧克拉荷馬大學,主要在研習大氣層亂流對氣候的影響,然而抵達諾曼(Norman)校區的第一天,遇到同是嘉義中學畢業、早他兩年到奧大唸政治研究所深造的陳榮成,情況就有了微妙的改變。

當時,陳榮成正在翻譯一本美國外交官柯喬治 (George Kerr) 寫的書:《被出賣的台灣》,找他幫忙。

他讀了那本書後,發現書中所記載的,許多都是他在台灣時不曾聽聞的事,內心產生很大的震盪。

接著,他開始閱讀一些有關台灣的報導,越讀越感困惑。那年歲末,台灣發生台大法學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的事件。消息傳來,在美國的台灣學生之間,起了很大的衝擊。

此後,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台灣學生們經常相聚,共同探討時事與鄉情。他們時而憤慨,時而憂心,接著就共同組織一個台灣同學會,推選身材高挑、講話層次分明的陳唐山擔任會長。

熱情的陳唐山做事效率高,將台灣同學會辦得有聲有色,足以與奧大的中國同學會分庭抗禮。結果到了1966年,他的護照到期,乃將護照寄到休士頓的領事館,申請加簽,卻從此沒有下文。

原來他已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護照被吊銷,此後成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既然回頭無路,陳唐山只有挺起胸膛,繼續向前。1966年六月,甫拿碩士學位的他專程到費城,加入由陳以德、羅福全與周烒明共同發起創立的「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當時一起加入的,還有他在嘉中與台大的老同學蔡同榮與張燦鍙。

19701 1日,UFAI擴大成為「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UFI)」。他們幾個人又一起加入WUFI,成為共同主張台灣獨立的親密同志。

1988年,WUFI同志合影於華府。左起: 徐昌連、羅福全、蔡武雄、陳唐山、蘇金春、簡國璋。

(蔡武雄提供)

就在那年,唐山與純純的小兒子誕生。他將新生的嬰兒取名為「立揚」,就在冀望日後台灣能獨立揚名於世界。

也在那年,陳唐山轉學至印第安納州的普渡大學,舉家遷至普大所在的大學城。陳唐山在普大繼續攻讀大氣物理學的博士學位,純純與孩子們與普大的台灣學生們打成一片,相處融融。

普渡大學的台灣學生較多,也共同組了一個台灣同學會。大家在課餘時,一起打壘球、釣魚、聊天、吃瓜果…,其樂無比。不久,具有領袖氣質的陳唐山又被大家推選為普大台灣同學會會長。此後,辦活動、與國民黨分子辯論、抗爭…等等,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1970 年至1972年是多事之秋。1970年初,彭明敏教授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控下,竟能順利脫逃至瑞典,讓大家歡欣雀躍。

四月,到美國訪問的蔣經國竟在紐約遭到台灣青年的企圖槍擊,新聞震驚各界!這兩位名為黃文雄與鄭自才的青年行刺未果、當場被捕,令人憂心忡忡。

接著,紐約法院裁定這兩人的保釋金共為二十萬美金,這對當時的台灣留學生來說,真是天文大數字!但感人的是募款的熱情非常高昂,後來竟眾志成城,順利達標!只是黃、鄭兩人保釋出獄後,獨盟內部紛爭不斷。然後在1971年夏天,黃、鄭兩人棄保潛逃,讓台灣人的士氣從巔峰跌入低谷。

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所有關心者的心情如坐雲霄飛車,經常跌宕起伏。1971年九月,獨盟在紐約召開民眾大會,彭明敏教授首度現身,將現場約兩千人群眾的情緒拉至最高點。不到兩個月,聯合國通過2758號條款,剝奪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大家又開始為台灣的前途無限擔憂心。

這就是當年的時代背景,詭譎多變的時事讓散居各地的台灣男女青年隨時想要相聚,藉以探聽最新的消息,分享彼此的看法。眾人每聚在一起,就談個沒停,往往越談越激動,彼此的情感也更接近,逐漸形成一種大家如兄弟姊妹般的生活圈。

1972年,研習地球物理科學長達八年的陳唐山終於獲得普渡大學的博士學位,應聘至科羅拉多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與短期教學。

1973年,陳唐山在普渡大學的指導教授推薦下,獲得美國聯邦政府商業部的延攬,到「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簡稱 NOAA) 」擔任氣象科學研究員,全家因此搬到美國的首都大華府地區。

2. 台美人社區的領導人

俗謂「十年磨一劍」,陳唐山在美國的第一個十年,則同時磨練了兩把好劍。一把是從事理性的地球科學研究,另一把是從事複雜人際關係的台灣人運動。

提起他在NOAA 的工作,陳唐山解釋說,六十年代,美國與蘇聯冷戰,年輕有為的甘乃迪總統信誓旦旦地要在1970年以前,把人類送上月球。結果,這個偉大的夢想在1969年獲得實現。

接下來的七十年代初期,美國太空總署(NASA) 成功地發射多枚人造衛星進入太空,NOAA就利用這些在太空的衛星,來觀測地球的許多現象。

1973年,擁有地球科學博士學位的陳唐山適逢其時地加入了NOAA,成為全球首批投入觀測氣象衛星的研究員之一。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區正隱隱若現。深具組織能力的陳唐山因緣際會地搬到美國的首府地區,很快地發揮其動員群眾的魅力,成為在台灣人圈裡能「喊起喊落」的領導人之一。

1977年,陳唐山出任大華府台灣同鄉會的會長。1978年,他出任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並與接任華府台灣同鄉會長的陳文源共同主辦1978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

19791984年,他擔任第三屆與第四屆世界台灣同鄉聯合會(簡稱世台會)理事長。自19841986年,他擔任第二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FAPA)總會的會長。

這些令人矚目的職務使他成為在美國的台灣人代表之一,讓他很有尊嚴地在美國的國會山莊穿梭,從事各種增進台灣人權與台美人福祉的遊說工作。

九十年代,陳唐山與美國朋友們在同鄉家中交誼。左起: 卜睿哲、陳唐山、白樂崎大使、白宮朋友們。(蔡武雄提供)

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的形成源自美國1965年制定的新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當時,詹森總統面對國內高漲的人權意識,簽下這項深具改革意義的移民法案。其內容主要有三:

一、廢除美國自1920年以來實施的「國別配額制」,改以「家庭團聚」與「專業能力」為核心原則。

二、在「家庭團聚」方面,美國公民與永久居民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兄弟姊妹」成為移民配額中最優先的類別。

三、在「專業能力」方面,美國以對美國經濟與社會的貢獻作考量,將「科學家、工程師 、醫師等專業技術人才」列為移民配額中優先類別。

這項新移民法案就像上天賜予五、六十年代到美國留學奮鬥的台灣青年一項最佳的禮物,讓他們此後在美國能夠安身立命。

其時在美國獲得理工科高等學位的台灣青年因為這項新移民法案的實施,得以申請到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他們往往一拿到在美國的合法居住身分後,就開始為其近親申請移民。因此七十年代,台灣掀起一股依親移美潮。

與此同時,由於美國涉入越戰,青年必須從軍,形成國內醫事人員缺乏。為解決醫師荒,美國醫學公會到海外徵募醫事人員,因而給予許多年輕的台灣醫師到美國醫院實習的機會,從而造成另一股台灣醫師的移美潮。

七十年代的國際時局對台灣相當不利。1971年十月底,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1972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簽下「上海公報」。許多人因此對台灣的前途失去信心,私下紛做移民國外的打算,其中尤以移民美國最為上選,因此當時的台灣亦掀起一波投資移美潮。

幸運地是自1965年至1979年,因為美、中尚未建交,美國每年給予「中國」的兩萬名移民配額其時皆由台灣獨享。因此七十年代,在美國的台灣移民迅速增加,其中多數停留在美國西岸。

到美國的台灣移民很自然地會尋找各地的台灣人社群。在全美各地日益擴大的台灣人社群中,以留學生出身者最具主導性與動員力。一則早期的留學生從小到大都是聯考的常勝軍,向來對自己、家庭、社會與國家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二則他們就讀研究所期間,就在校區組織台灣同學會,深具凝聚力,一旦做起事,一呼眾應,很有效率。

尤其他們在畢業後,到全美各地就業,就在各大城組織台灣同鄉會。1970年,全美台灣同鄉會在華府註冊登記後,各地的台灣同鄉會紛紛登記在全美台灣同鄉會名下,形成一個龐大的海外台僑社區。

他們不僅組各地的台灣同鄉會,還組各地的教會與區域性的台灣人夏令會。1970年,「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率先在賓州成立。1973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與之合併舉行。1975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與「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分開,獨自發展成為海外台灣人一年一度最大的聚會,在巔峰時期,參加人數多達2,600人。

鑒於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的成功,美西、美南、美東南、中西部和平原區的台灣人夏令會相繼成立,予以台灣人社區領導人相當大的發揮空間。他們藉此機會,邀請島內的政治人物到各地夏令會巡迴演講,四處掀起同鄉對台灣向心力的高潮。

在這氛圍下,陳唐山既是WUFI的核心人物、又是世界台灣同鄉會理事長,自然成為眾所矚目的指標性人物。他有各地WUFI同志的忠誠支持,又與深具開創性的老同志蔡同榮合作無間,遂一起在美國的國會開拓出一片民間外交的天空。(待續)

 

 

老驥伏櫪的陳唐山(下)

 

20177月,陳唐山出席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楊遠薰攝

老驥伏櫪的陳唐山()

楊遠薰

3. 兩萬移民的配額

七十年代後期,台灣局勢持續惡化。

19781215日,美國宣布將於197911日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並終止長期與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79 年元旦,美、中正式建交,美、台斷交,台灣頓時陷入震驚與恐慌之中。

由於卡特政府處理與台斷交的過程十分保密,且過於倉促,引起美國國會強烈不滿。國會中許多長期友台的議員如Barry Goldwater, Bob Dole, Lester Wolff, John Glenn…等認為必須急迫立法,藉以保障台灣的安全。

因此不久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Clement J. Zablocki在國會提出〈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 Act, 簡稱TRA) 〉,以支持台灣的安全、延續美台非官方的關係、支持對台灣軍售、支持台灣人民的民主與自由為核心內容。

這項法案立刻成為美國國會兩黨罕見的共同推動、共同修正、共同通過的外交法案,在兩院中以壓倒的投票快速通過。1979410日,卡特總統正式簽屬這項對台灣的未來至關重要的法案。

在〈台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中,美國議員曾諮詢在美國台灣人的意見。

陳唐山說,197926日,陳文源、他本人(陳唐山) 、王能祥、許富淵與張旭成共五人應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 之邀,一起出席參議院所舉辦的聽證會。他在會中發言陳述:「美中雖然建交,臺灣問題並未解決。臺灣人主張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住民決定」。

此外,1979215日,彭明敏教授應眾議員李奇(Jim Leach)之邀,出席眾議院舉辦的聽證會,亦在會中做同樣的陳述。

這是台美人首次出席美國國會所舉辦的聽證會。

美台斷交後,台灣島內要求改革的聲浪日益升高。197912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辦的世界人權日大遊行遭憲警鎮壓,演變成警民衝突的「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

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立刻進行全島大逮捕,並將異議人士移送警備司令部,準備進行軍事審判,同時營造肅殺氣氛。一時,島內風聲鶴戾,被捕人士的家屬緊急向海外求援。

陳唐山因為在1974在維也納出席世台會的創立時,認識台灣的人權律師江鵬堅與李勝雄,後來亦參與台灣人權會的事功,此時覺得援救島內被捕人士刻不容緩。但是如何營救?眾說紛紜。

             這時,足智多謀的蔡同榮主張拜會美國國會議員,請他們基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為高雄事件發聲,給國民黨政府施壓力。

結果經過管道,他們果然聯絡到參議員甘迺迪。陳唐山等人到甘迺迪的辦公室拜會時,其亞洲事務的助理戴恩(Thomas Dine) 建議他們動員全美台灣鄉親,寫陳情信給甘迺迪參議員,並說陳情信越多,越能得到參議員的重視。

            於是,他們立刻透過全美各地的台灣人權會與台灣同鄉會,發動大規模的簽名寫信運動,然後由各地志工收取、整理、打包這些信件,寄到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

沒想到在短短數週內,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竟收到高達八千封有關高雄事件的陳情信,創下單一陳情案件的最高收文紀錄!

與此同時,蔡同榮、陳唐山等人一再拜訪參議員。結果在198035日,甘迺迪參議員發表一項措詞強烈的聲明,譴責國民黨政府嚴重違背人權、民主與自由,期待高雄事件被捕人士能得到公開與公平的審判。

這項聲明列入美國國會紀錄,同時帶給國民黨政府很大的壓力,讓初顯身手的台美人得到不少鼓勵。

1981年,甘迺迪參議員與蔡同榮合影,照片取自蔡同榮的〈我要回去〉。

陳唐山說,其時,甘迺迪參議員有意挑戰現任總統卡特,爭取民主黨內的總統初選。為了回報甘迺迪為高雄事件發聲,他們決定在洛杉磯舉辦一個千人募款餐會,集資十萬美元,幫助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

決定之後,他們立刻聯絡洛杉磯的旅館業聞人王桂榮等人,請他們積極籌備千人募款餐會。

然後,就在募款餐會的前五天,蔡同榮、陳唐山、彭明敏與魏瑞明一起到國會山莊,拜會甘迺迪參議員,請他出面幫忙台灣的移民配額問題。

因為自自1979年美、中國建交後,台灣原本享有的兩萬名移民配額都被中國拿去,台灣人申請不到移民配額,造成許多家庭無法團圓,請參議員設法幫忙解決。

五天後,甘迺迪參議員飛赴洛杉磯,參加台灣鄉親為他舉辦的千人募款餐會,看到場面那麼盛大,同鄉那麼熱情,非常高興,就在致詞時提起台灣移民的配額問題,引起眾人熱烈的討論。

陳唐山說,經過千人募款餐會,甘迺迪參議員對台灣人優秀的組織能力與團結精神,印象非常深刻。甘迺迪雖然沒有如願競選美國總統,但屢次在美國國會為台灣議題發聲,開啟了台美人從事美國國會外交的一扇大門。

陳唐山等人也因與甘迺迪參議員的交往,學到非常寶貴的一課。那就是他們發現美國的議員因是民選,都很重視選民的聲音。只要是他們選區內的公民,與他們聯繫,真誠地陳述事實,議員們都願意傾聽。

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開始接觸其他的議員,包括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伍爾夫(Lester Wolff)

1980年,伍爾夫因為敗選而離去,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改由紐約州的索拉茲 (Stephen Solarz) 議員接任。

陳唐山等人於是去拜會索拉茲議員,居然彼此相談甚歡。住紐澤西的蔡同榮後來還被邀請至索拉茲議員的家作客。作客時,蔡同榮提起台灣移民面臨的困境,不料索拉茲議員夫人竟是一位移民法的專家。她當場拿起一本移民法,指著書中的某項條文說,依據該項法規,台灣應可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兩萬名的移民配額。

這項發現令蔡同榮、陳唐山等人非常興奮。他們此後認真穿梭在美國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之間,引用移民法規,向議員與助理們進行遊說。

結果在參議院,他們獲得甘迺迪參議員與裴爾參議員的大力支持。在眾議院,他們獲得索拉茲眾議員與李奇眾議員的鼎力相助。這項有關台灣移民配額的法案因此順利提出。

「但事情總有一些波折,」陳唐山說:「法案提出後,國務院立刻來函,指出該法案違反美國的一中政策。幸好在索拉茲眾議員的努力下,眾議院得以順利通通。接下來,在甘迺迪參議員的努力下,參議院亦全院通過。」

1981年十二月底,雷根總統正式簽署這項法案。自1982年元旦起,台灣與中國分開,正式享有兩萬名移民配額!

1981年,在美台灣人代表與索拉茲眾議員合影。第一排坐者右起:彭明敏教授、陳唐山、索拉茲眾議員、王桂榮,後排中為蔡同榮。照片取自FAPA網站

這項以辛勤耕耘換來的美國國會草根外交的重大勝利,讓大家都有說不出的興奮!他們從沒料到一無所有的台美人竟能為台灣爭取到每年兩萬名的移民配額,多麼令人感到驕傲!

這項法案從構想到通過,一共費時一年半。其間歷經不少波折,最後大功告成,奠下了他們繼續從事草根外交的信心。此後,他們更加積極與美國國會議員建立關係,加強彼此的信任與情誼。

4. FAPA的成立

1982年二月,當眾人猶沉浸在兩萬名移民配額法案通過的興奮中,陳唐山、蔡同榮、羅福全等接到獨盟主席張燦鍙的邀請,飛到洛杉磯王桂榮經營的旅館開會。

陳唐山說,當時與會的還有彭明敏、郭雨新、王桂榮、蔡仁泰、楊宗昌15人。開會的目的在討論如何在海外架設一座電台,對台灣廣播,以打破國民黨長期壟斷台灣媒體的局面。

「結果大家討論了兩小時,」陳唐山說:「都認為架設電台的難度太高,不宜進行,這計畫便告擱置。接下來,因為剛通過兩萬名移民配額法案,眾人士氣高昂,便開始討論如何加強海外的國民外交,結果一致同意成立一個專責此事的機構。」

他們接著討論機構的名稱,起初定為「Taiwanese Association On Public Affairs」,簡稱「TAOPA」,唸起來就像台語的「幫忙打」。

有些人覺得這名字不夠響亮,後來另有人提議改成「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唸起來像台語的「喊打」。結果,「FAPA」的名稱獲得通過。

接下來,大家選會長。蔡同榮、彭明敏和陳唐山三人皆被提名。

陳唐山說,他那時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理事長,實在太忙,就請彭教授與蔡同榮兩人互相協調。

「結果兩人談了好一陣,都各持理由,不願擔任。」陳唐山說:「我就請他倆再繼續協調。後來,蔡同榮答應了,但附帶兩個條件。一是要在全美各地設立FAPA分會,二是要買房子,成立FAPA總部辦公室。」

「大家當時都答應了。」陳唐山說:「於是在眾人努力下,FAPA 果然於1983年六月在國會山莊附近買下一間三層樓的房子,辦公與居家兩用。」

同時,他們起草組織章程,到各州成立分會並募款,同時聘僱專職人員,一步一腳印地為FAPA打下紮實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一些台灣人社團皆以留學生出身者為主幹,FAPA則希望廣納人才,擴大包容性。因此FAPA成立之初,即積極延攬醫師、律師、工商業者…等各界人士加入,所以在1983年的51名委員中,有14名工商業者、13名教授、6位醫師等。

根據FAPA組織法,會長由委員選舉產生,一任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FAPA的第一屆會長為蔡同榮 (1982-1984) ,第二屆會長為陳唐山 (1984-1986) ,第三屆會長為彭明敏 (1986-1988) 。彭教授於1989年連任第四屆會長後不久因故離去,由王桂榮接任第四屆會長。他們皆是一時之俊彥,為FAPA奠下健全的基礎。

蔡同榮擔任FAPA會長期間,陳唐山為副會長。陳唐山擔任會長期間,蔡同榮為FAPA執行長。彭明敏接任第三屆FAPA會長後,蔡同榮繼續擔任執行長。至於旅館業大咖王桂榮則一直擔任FAPA的財務長。

顯而易見地,在FAPA成立的頭十年,這些會長們是FAPA的核心人物,主導了FAPA的方向與風格。

FAPA成立時,與他們頗有交情的甘迺迪參議員辦公室助理戴恩 (Tomas Dine) 已轉任美國猶太人公共事務委員會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簡稱AIPAC) 的執行長。蔡同榮、陳唐山、蔡武雄等人於是去拜會戴恩,向他請教AIPAC的組織與運作。

猶太人在美國各界的影響力,非其他族裔所能望其項背。身為新近崛起的台美人,自然十分羨慕猶太人的成就。一時,「台灣人當學習猶太人」或「台灣人當成為亞裔猶太人」的說法甚囂塵上。

AIPAC取經歸來後,他們開始規劃FAPA的工作重點。其時,他們的目標主要有三:1)廢除台灣的戒嚴令,2) 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與3)爭取台灣的住民自決權。

於是,他們首先選擇蔣政府在台灣實施戒嚴33週年的紀念日,在國會山莊舉辦記者會、午餐會與聽證會。他們邀請到五十多名美國參、眾議員共襄盛舉。這些議員們們不僅出席,並且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令。

接著,他們在高雄事件發生的三周年紀念日,在國會山莊舉辦記者會與午餐會,邀請四十多名參、眾兩院議員出席、發言,譴責國民黨政府違反人權,要求釋放被逮捕的人士。

然後,他們藉上海公報簽訂的第十一周年,要求眾議院亞太小組舉辦聽證會,邀請台美人出席,表達「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住民決定」的政治主張。

諸如此類,他們一再運作,因此與參、眾兩院的許多議員都建立起良好的情誼,逐漸形成一個挺台灣的聯繫網。

1985年,FAPA會長陳唐山在國會山莊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成立一個以「促進台灣人權、自由和民主」為宗旨的「台灣民主委員會 (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 」,獲得許多參、眾議員們的支持,成為爾後美國國會裏的「台灣連線 (Taiwan Caucus) 」的先驅。

陳唐山與美國在台協會(AIT) 理事主席在同鄉家交誼。左起:白樂崎夫人、卜睿哲、陳唐山、白樂崎大使。(蔡武雄提供)

八十年代,陳唐山、蔡同榮等人皆處於人生的壯年,精力充沛,壯志千里,不斷地在全美台灣人社區發起一波波的運動,掀起高潮。

譬如1984年,他們發動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孟岱爾 (Mondale) 競選美國總統。該年年底,他們敦促美國國會召開江南事件的人權聽證會。1985年,他們在全美各地募資,集體購買FAPA 經營的旅館等等,在在凝聚在美國台灣人的向心力。

1988年,卸下FAPA總會長的陳唐山開始協助蔡武雄在華府創立「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CTIR)」,從事台美人的國會與行政部門的遊說工作。

陳唐山說,不同於FAPA主要要從事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國關中心」的工作對象更多元,包括美國的行政部門、與各國之間的民間外交…等等。這個機構在蔡武雄博士的領導下,完成許多深具意義的外交任務。

1992年,「黑名單」終告解除,蔡同榮、陳唐山等人紛紛返回台灣,施展他 們人生更大的抱負。

陳唐山回台灣後,先後擔任兩屆的台南縣長、三屆的立法委員,然後進入中央,歷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祕書長與國安會秘書長等要職。

2019年,陳唐山回華府,與老友相見歡。左起: 蔡武雄、賴義雄、陳唐山、李賢淇。(蔡武雄提供)

回首過去,陳唐山原是經過優良訓練的科技專業人才,因為對台灣的愛與熱情,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備受刁難。無畏的他秉著堅強的意志,勇往直前,此後成為開拓台美人社區的領導人之一,也成了台美人在美國從事外交的尖兵。

回台後,他秉持一貫的奮鬥精神,累積在美國從事民間外交的經驗,為台灣做出更大的貢獻。

誠然,人生於他是許多機緣的累積,但總地來說,他更像一匹千里良駒,耐力驚人。縱使上了年紀,他依然一本初衷,日日為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而孳孳不息地工作,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將他熱愛台灣的理念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202512月,陳唐山董事長與作者楊遠薰合影於台北遠景基金會許學加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