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8日 星期四

羅福全與毛清芬的故事(下)

 

羅福全與毛清芬伉儷攝於他的書法前   (楊遠薰攝影)

羅福全與毛清芬的故事()

楊遠薰

5. 服務聯合國

1973年某日,羅福全接到一通來自聯合國的電話。

對方說,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簡稱UNCRD)正在尋求一位區域科學專家,他們讀了羅福全發表的論文後,咸認他是非常適當的人選,想請他去面談。

結果面談後不久,羅福全即接受聯合國的聘函,隨後舉家遷到區域開發中心的總部日本名古屋。

福全說,他選擇服務聯合國,係基於多重考量。其中,擁有一本通行各國的聯合國護照令他十分興奮,因為他自1964年即失去護照,成為無國籍的人。其次,居住日本,正可讓他回報母親養育之恩。因為思念他的母親住不慣美國的生活,而他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回台灣。

羅福全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後,被冠上「叛亂」罪名,財產被查封。他從此告別繁華夢,自立奮發,成為國際著名的經濟學者。(毛清芬提供)

         事實上,任職聯合國,讓他得有許多機會發揮長才,也增廣見聞。他自1973年起,陸續擔任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韓國、伊朗、印尼與日本等國的政府顧問,不僅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民情與文化,也往往經歷該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譬如,他在伊朗工作時,值伊朗國王巴勒維被罷黜;擔任韓國經濟顧問時,值光州事件發生。這些不尋常的經歷使他的人生閱歷更豐富。

他對亞太地區諸國的政治、經濟與城鄉情況皆作深入探討,陸續發表的論文與編纂的書籍,皆深受重視。他於1978年出版的《成長策略與區域發展政策》一書,爾後為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歐洲許多大學所採用,從此奠下他在專業上的地位。

在居住名古屋的那些年,毛清芬選擇關懷台灣人權為其工作目標。

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台灣黨外菁英悉數被捕,島內充滿肅殺的氣息。為恐異議人士被處以極刑,海外鄉親紛紛展開救援。毛清芬於是加入台灣人權會,與張丁蘭、盧千惠等從事關懷政治犯及其家屬的工作。

她說,最令她傷痛的記憶是她在1980228日的上午十一時打電話給林義雄的母親。因為在這之前兩日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被捕人士的家屬第一次獲准探監的日子。

她打電話問林母:「探監的情況如何?」

林母無奈地回答:「人都被抓了,只好任他們處置了。」

她們又談了些話,沒想到電話掛後一個多小時,林家滅門血案發生,林義雄的母親與一對雙胞胎女兒皆慘死刀下。毛清芬成了最後與林母親講話的人,每念及此,她便感到無限傷心與難過。

6. 發行台灣公論報

1980年秋,為了讓兩個兒子回美國唸書,羅福全轉任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資深研究員暨兼任教授。

然而他到夏威夷大學就職僅數個月,即接到張燦鍙的電話,謂獨盟已募了一筆錢,正鑼鼓密集地籌備一份機關報,想請他為這份報紙命名,並擔任發行人。

羅福全先為報紙命名為Taiwan Tribune,最後定名為「台灣公論報」。他說,這份報紙尚未發刊,即已有將近兩千的預訂戶,可見海外鄉親何其渴望見到一份台灣人的報紙。他認為自己也當盡份心力,因此與夏威夷大學協議,將原先的三年合同改為一年約聘,然後在合約期滿後,即前往紐約的報社報到。

1981年七月,三十歲的卡內基梅隆大學數學教授陳文成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後陳屍台大校園的案件在美國引起巨大的震撼,籌備至最後階段的台灣公論報因此提早在陳文成遇害四星期後的731日問世。

羅福全抵報社上班時,報紙已出刊好些期。毛清芬因在六月即帶著孩子定居紐澤西,所以自報紙創刊,即在報社幫忙。當時的台灣公論報設在長島工業區裡的一間倉庫,由於尚是白色恐怖的年代,社址都是秘密,而且除發行人等一、兩位亮真實姓名外,其餘七、八位工作人員如老李、小李、柯仔等皆是化名。大家埋名隱姓默默地為共同的理念努力。

報紙每週出刊兩次。福全擔任主筆,在往後寫了近百篇的社論。清芬負責業務,日日辛勤地打電話拉訂戶及處理大小雜務。每逢各地舉辦台灣同鄉會或夏令會等聚會的場合,她便扛著報紙與看板,到會場擺攤位、推銷公論報,以致一些同鄉見了她,稱她是「賣報紙的羅太太」。

在慘澹經營報社的同時,他們也察覺在美國的台灣人情況已有不少改變。六、七十年代的留學生皆已學成業就,孩子們正在成長中。此外,從台灣到美國的移民亦急遽增加,經營汽車旅館等各種行業者比比皆是。顯然,一個新興的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s) 社區正在形成。

一日,蔡同榮到羅福全家作客,論及今後該做些什麼時,羅福全建議道:「何不嘗試建立與美國主流社會溝通的管道?」

足智多謀的蔡同榮往這方向思考、進行,經過一番曲折的過程,一個學習猶太人遊說美國國會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組織於1982年成立。

其後,羅福全常與蔡同榮等人一起去拜會較同情台灣人的美國國會議員如紐約的索拉茲議員、愛荷華的李奇議員等。1983年,FAPA力促美國國會引進「台灣前途決議案」,美國參議院為此在119日舉辦公聽會。

羅福全應邀至參議院的公聽會作証,陳述台灣人民應有權利決定台灣前途的心聲。結果,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第74號「台灣前途決議案」,明文記載「台灣前途必須經由免於強制、且為台灣居民所能接受的和平方式解決」,成為台灣人在美國國會遊說的第一次大勝利。

1984年,羅福全()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岱爾 (Walter Mondale) 合影。(毛清芬提供)

走過挺有成就的1983年,他們卻在接下來的1984年遭逢重重的困難。

首先,福全與清芬必須面對自家的柴米油鹽問題。福全自1981年底回美東後,除了在母校賓大與紐澤西的羅格斯州立大學各兼授一門課外,皆與清芬從事台灣人運動的義工工作。三年下來,積蓄用罄,兒子將唸大學,學費無著。雖有周烒明醫師夫婦表示願意贊助,然自幼生長在富裕環境的羅福全卻覺難以接受。

他與清芬商量的結果,決定由他去找份有給職的工作,以便養家活口。清芬留在台灣公論報,繼續發行報紙。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更嚴峻的挑戰尚在後頭。

1984年十月,一位稍後與其妻分別擔任國民黨與親民黨僑選立委的僑民高資敏向美國法院提出控告,謂台灣公論報曾刊載兩篇文章,影射他為「四腳仔」,係人身毀謗,索償四百五十萬美金。

台灣公論報連聘請律師打官司的經費皆無,更遑談賠償美金四百五十萬!頓時報社與獨盟的人個個憂心忡忡,心情沉重。高資敏控訴的對象是台灣公論報登記的公司與發行人羅福全,因此福全往後縱使到國外工作,也必須回美國出庭時。

當大家一籌莫展之際,正是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他們竟遇到一位貴人。美國前司法部長雷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是一位非常優秀又有正義感的人權律師,居然願意免費為台灣公論報辯護!結果一場纏訟打下來,台灣公論報勝訴,得以繼續發行。

羅福全說:「我們為此永遠感激克拉克部長,也從而體會人權與正義是永恆的普世價值。」

1985年,美國維州法院宣判台灣公論報勝訴之日,美國前司法部長Ramsey Clark ()與羅福全、毛清芬伉儷步出法院後合影。 (毛清芬提供)

7. 任職亞太開發中心與聯合國大學

學經歷俱佳的羅福全很快地獲得亞太開發中心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Center,簡稱APDC) 國際貿易暨經濟合作研究部主任的職務,於1984年九月前往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就職。

不久,中國對外開放門戶。亞太開發中心派羅福全於1986年前往北京,召開「走向2000年亞太經濟展望」會議。那時,與他對談的中國代表是朱鎔基,會議的開幕人是中國領導人趙紫陽,其他各國的與會代表包括印度總理、泰國副首相等,可見該次會議之受重視。

其後,羅福全又陸續主持亞太經濟協調會議(PECC)、亞太經濟展望會議(FAPE)等數個重大的國際會議,其優異的表現屢屢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他針對亞太諸國經濟、環境及城市等議題,陸續發表一系列相關的論文,深受國際經貿與地理學界的重視。因此在1990年,他被聯合國大學延聘擔任高等研究所的學術審議官。

羅福全(右二)任職聯合國期間,與賓大恩師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克萊恩(Lawrence Klien,左二)博士合影。(毛清芬提供)

毛清芬在羅福全任職亞太開發中心期間,與孩子們留在美國紐澤西,繼續奉獻台灣公論報。她每天開車越州到長島的工業區上班,任勞任怨地做著報社大小的事務。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她還體諒報社同仁吃不慣美式的食物,每晚在家多做些台灣菜,隔日帶到報社,與同仁們共享午餐。

八十年代後半期,美國台僑社區十分蓬勃,大批的台灣移民更不斷地湧至美國西岸,台獨聯盟於是決定在1987年將總部與機關報遷至南加州。搬到美西的公論報發行人易人,毛清芬因此卸下重擔,頓有完成階段性任務之感。她說:「回顧參與台灣公論報創刊的這六年,可說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歷程。」

1987年,台灣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終於解嚴。此後,突破黑名單成為海外台灣人奮鬥的目標。「世台會」因此決定在1988年八月首次在台灣召開年會,公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其時,台獨聯盟號召名列黑名單的同志闖關回台,結果斯文的毛清芬成為首批闖關的女將之一。她與張丁蘭、葉明霞、劉真真等人分別以不同的管道進入台灣,在台北舉行的世台會上現身,並登上宣傳車,接受沿途民眾的熱烈歡呼。「當時若被捕,就得坐牢。」清芬說:「我僅是為了理念而行動,並沒考慮那麼多的後果。」

1990年,羅福全任職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毛清芬回到日本,與福全團圓。

福全在專業領域更上一層樓。他陸續出版數本發行全球的專業書籍,其中在1996年出版的《亞太地區合併中的城市》一書,更為全美850所大學、全球1040所大學所採用。他同時兼任聯合國經濟與文化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報告」起草委員會委員,表現皆受肯定,也因此在1995年升任聯合國大學首席學術審議官,並在稍後兼任高等研究所副所長。

住在日本的毛清芬繼續為突破黑名單而努力。1991年,台獨聯盟的張燦鍙、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等人陸續因非法入境,被捕坐牢,而清芬卻在年底再度闖關。她與歐洲獨盟主席何康美一起現身1210日在台北舉行的「人權之夜」時,讓人為之捏一把冷汗。

終於,為人詬病長達近半世紀的「黑名單」年代在1992年十月張燦鍙、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等人相繼出獄時宣告結束。那年1024日,羅福全踏上睽違三十一年的故土,偕毛清芬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張燦鍙出獄後的感謝酒會,內心百感交集。

1992年十月,台獨聯盟日本支部幹部在台北來來飯店張燦鍙出獄感謝酒會中合影。前排由左至右:毛清芬、金美齡、盧千惠、許世楷、張燦鍙、林啟旭、宗像隆幸 (又名宋重陽)、羅福全。後排由左至右:陳宏達、侯榮邦、連根藤、林耀南、張志銘、張良澤、黃文雄。(毛清芬提供)

8. 駐日大使

2000年三月,台灣人民以選票寫下歷史嶄新的一頁。五月,長達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威權統治正式結束,民進黨執政,許多人對這難以置信的事實感動得掉眼淚。

陳水扁總統宣誓就職後數日,即任命甫自聯合國大學退休的羅福全為駐日本大使。羅福全於531日履新就職。

到任的第三天,他即會晤「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山中貞則議員。日華議員懇談會是日本國會的親台團體,山中貞則是日本最資深的國會議員,一共連任十七屆。

羅福全說:「山中議員年輕時曾在屏東的里港國小教過書,視台灣為第二故鄉。能獲得他與日華議員懇談會議員們的支持,是發展台日友好關係的一個重要基石。」

兩人見面後,相談甚歡。山中貞則當場興奮地說:「台灣雖然政權轉移,但不論李登輝總統或陳水扁總統,都是友日的台灣派,日華議員懇談會的議員們都將繼續支持台灣!」

「從事外交,首要建立互信。」羅福全說:「然後以兩國的共同利益作為切入點,盡力加強雙方關係。」

結果在他的努力下,台日關係有了顯著的進展。譬如,「送李登輝到日本」是過去幾任駐日大使的重點工作之一,然而都沒有成功。羅福全就任未及一年,即經由各種管道,讓李前總統得以赴日作心導管手術。

更難得可貴的是,日本首相森喜朗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竟聲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台日外交上的重大突破。

羅福全說:「由於台、日之間無正式邦交,我無法拜會日本官員,但我可以拜會日本國會議員及民間人士。經由國會議員與其他各界人士的影響,無論森喜朗首相或其後的安倍晉三首相,都對台灣非常友好。」

他接著說:「台灣與日本有不少共同的利益。譬如兩國都極力發展觀光,台灣每年約有100萬人次到日本觀光,日本亦同樣每年約有100萬人次到台灣觀光。我們因此極力向日人宣傳台灣的美麗風光與友善人民,也要求日方承認台灣的駕駛執照、對台灣人予以免簽證赴日的方便,對加強兩國友好關係,很有幫助。」

事實上,從事外交順利與否,與外交官本身的特質亦有不少關聯。羅福全自孩提時代即居住日本,日語十分道地,且與不同年紀的日本人皆有不同階段的共同經驗,因此很能為日人接受。何況,日人重視學養與門風,對他擁有日本名校碩士、美國長春藤盟校博士及任職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的經歷十分敬重,而他沉穩的個性、豐富的閱歷與圓融的處世,皆有助於讓複雜的事務獲得圓滿的解決。

擔任駐日大使四年,羅福全實現一生想報效台灣的願望,與清芬亦備受日人的尊重與僑民的愛戴,這段時光可說是兩人奮鬥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歲月。



2007年,羅福全任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時,與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Dr. Joseph Stiglitz於早稻田大學創校125週年慶,同被選為早稻田大學「成就學者」。 (毛清芬提供)

9. 最佳抉擇

2004年五月,連任的陳水扁總統改派許世楷為駐日大使,調任羅福全為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亞東關係協會是台灣對日溝通的窗口,會長向由卸任的駐日大使擔任。羅福全回到睽違三十四年的台灣,服務亞協,繼續與許世楷大使合力推動台日兩國的外交。

他們促成李登輝總統二度訪日,也安排兩位卸任的日本首相森喜朗與安倍晉三來台訪問,更在2006年使森喜朗首相到台灣,接受陳水扁總統頒發的特種大景徽勛章,將台日的友好關係推至最高峰。

2007年七月,高層以羅福全任期將屆,改派年輕一輩的陳鴻基接掌亞協。羅福全無論擔任駐日大使或亞協會長期間,表現皆可圈可點,有口皆碑,因此對這項人事異動以平常心視之。

他自政壇退休後,與清芬安居台北,除在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一門課外,常沉潛於書法與繪畫。年輕時即嚮往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境界的他,揮毫書寫陶公的《歸去來兮》,將之懸於客廳。訪客視之,每對他俊逸的字體讚賞不已。

羅福全攝於他的書法與畫作前。(楊遠薰攝影羅福全的筆名為田浩生,係紀念其賓大日籍好友生田浩二而取名。

他偕清芬回嘉義故里,在探視從前欲興學的那塊地時,驚覺昔日手植的桃花心木如今樹幹都有兩臂環繞般地粗。除了感嘆時光飛逝外,他更欣喜台灣政治情況之改變。他說:「當年動輒就會被扣上叛亂的罪名。回台訂婚明明是喜事一樁,卻充滿山雨欲來的壓迫感。如今真高興在大家的奮鬥下,那個黑暗的時代終成過去。」

住台北時,他們常造訪台獨聯盟總部,繼續奉上一點心力。望著總部裡一些年輕熱忱的志工臉孔,清芬常不自而然地想起從前在費城的歲月。當年,年輕的她與福全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此後不僅望斷故鄉路,也告別過往的繁華夢。從此兩人互勉自立,生活的淬練反使他倆的人生更豐富,而台獨的理念則一直如一盞明燈,引領他倆繼續前進。

「在費城踏出的那一步,走得無怨無悔。」清芬說。

回首來時路,一步一腳印,縱使奉獻理念的路雖然走得辛苦,卻步步紮實。人生有幸,能得良伴。福全雖常談回台訂婚的驚惶心情,實則更該慶幸當年作了一個最佳抉擇:回台找到一個理念與志趣皆能投合的伴侶。她在他徘徊理念與現實之間時,予以堅定;在他無法實踐理念時,予以延續;在兩人皆無法從事運動時,無私地以金錢作奉獻。

想到此,他望著清芬,輕輕地說:「妳是我最好的一半!」

清芬回笑道:「你也是。」(End)

羅福全與毛清芬伉儷攝於台北寓所(楊遠薰攝影)



由右至左:毛清芬、羅福全、楊遠薰、藍美津、友人、友人與楊英育合影於台北獨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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