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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豐律師2001年留影於其在法拉盛的律師事務所，楊遠薰攝影
陳隆豐律師
與紐約台灣會館的故事
—心心念念一間厝(上)
楊遠薰
「這就是咱們的厝。你看，環境多麼清幽，建築多麼美麗！還有這個『台灣會館』的扁額是特地從台灣運來的。」陳隆豐律師談起紐約的「台灣會館」，便有著掩不住的驕傲。
當年尋尋覓覓一間屋，在困難重重中買下改建，後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在即將被法院拍賣的前夕，竟得以化險為夷！其間經歷的曲折，簡直筆墨難以形容。已經數不清多少次，他的心情隨著會館的情況而沉沉伏伏。
當年，會館面臨財務困難時，他曾感慨說：「我為了會館，幾乎所有的人情都賣盡。」而今，望著人氣興旺的會館，他說：「這座會館不知牽繫著多少台灣人的心。每一想到許多人為了救會館，一而再、再而三地掏腰包，我就打從心底湧起無限溫暖。咱台灣人還是有希望的。」
究竟什麼原因，使陳隆豐如此與紐約台灣會館結緣？
陳隆豐說，當年他到東園餐廳參加建館籌備餐會時，只是單純地想提供自己的專業知識，沒料到竟被選為建館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當時覺得受人之托，便得全力以赴。如今想來，在籌建會館之前，他已多次為同鄉的聚會覓尋場地。如此年復一年，「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深深烙在他心底，所以當眾人熱烈地討論籌建事宜時，他也跟著熱血沸騰。
何以他如此熱心？他說，這得從他到美國留學之初開始說起。
陳隆豐於1965年抵達費城，就讀長春藤盟校之一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學研究所。
在此之前，因為他的二哥陳隆志是個出了名的才子，自台南佳里國小到美國耶魯大學，一路頂著第一名的光環，所以他自小隨著二哥的腳步前進，同樣考進台南一中和台大法律系，同樣在大學時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和一般行政人員高考及格，然後在服兵役後，赴美留學。
到了費城後，他很快 地發現地靈人傑的費城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誕生地，亦是台灣獨立思想的萌芽處。五十年代中期，盧主義、陳以德和林榮勳等人在此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簡稱3F，註一），首倡台灣獨立的思想。不過，晚了十年的陳隆豐無緣與這些前輩結緣，倒是與那時在賓大攻讀經濟博士學位的羅福全相交甚深。
陳隆豐說，羅福全從日本來，指導教授給他高額的研究助理獎學金，是當時的有錢學生之一，又已經結婚，太太毛清芬和他一樣好客，所以他們家就變成台灣留學生的窩。
「舉個例子說，」陳隆豐道：「一般人買一打螃蟹，總是兩個人分幾天吃完，但毛清芬如果買一打螃蟹，一定打電話邀朋友們過去，讓每個人都吃到一隻螃蟹，這就是我們當年說的『一打螃蟹十二人分』。大家有點好東西，便一起分享，感情十分融洽。」
此外，他在每年聖誕節前，都會興致勃勃地搭火車到紐參加「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East Coast Formosan Club)」。當時，美東地區的台灣留學生們仿紐約的「日本俱樂部（Nippon Club）」，組織了一個「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在每年聖誕節前的周末聚會，一起過節。
「那時，紐約的台灣人大都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陳隆豐說：「所以早期都租用哥大附近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聚會，後來人數逐漸增多，就使用哥大旁的國際學舍。參加的人數多達五、六百人，非常熱鬧。」
2003年時的紐約台灣同鄉會館，楊遠薰攝影
1967年，陳隆豐獲得賓州大學法學碩士後，轉到紐約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就讀紐約大學期間，他很自然地成為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的熱心跑腿，並且在1968年時獨當一面地編起《鄉訊》來。
陳隆豐說，六、七十年代，台灣人在紐約都克勤克儉，很少住得起寬敞的公寓。所以窮學生一到紐約，便為沒地方住煩惱。那時，有幾位熱心的同鄉便聯合在曼哈坦的百老匯（Broadway）與九十幾街的交接處，租下兩、三間公寓，讓外地來的留學生居住。」
後來，葉國勢、黃石定、蔡啟東和張燦鍙等人合組公司，共同貸款，在與一二二街相交的地方，買下Broadway 3115號的公寓大樓，這就是當年著名的「台灣樓」。台灣樓公司的股東們將大部份的房間出租，但留下兩間公寓，租給台灣同鄉會，讓一些初到紐約的台灣學生們得以暫時居住。
「這棟『台灣樓』雖然破舊，卻曾是多位風雲人物的棲身處。」陳隆豐笑著說：「不過這棟大樓實在太老舊，因此花了不少錢修理。」
又過了幾年，因為水管、暖氣等問題實在太多，維修費很貴，又乏人管理，於是在 1975年，其時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的陳隆豐期便將這兩間公寓還給「台灣樓」公司。「台灣樓」公司的股東們再將這棟樓還給貸款公司，結束紐約台灣人的第一個「家」。
2
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一直持續到1970年，方告一段落。
1970年可說是海外台灣人運動發展的關鍵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UFI，註二）」在紐約正式成立。四月二十四日，兩名台灣學生鄭自財與黃文雄意圖行刺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布拉薩旅館（Plaza Hotel）前被捕，震撼海內外。
同年，全美台灣同鄉會（簡稱TAA，註二）在華府註冊登記，美東福爾摩莎俱樂部正式走入歷史。紐約、波士頓、康州、綺色佳、費城、巴爾的摩和華府…等各地區的同鄉紛紛組各地區的台灣同鄉會，再加入全美台灣同鄉會。
同樣在那年，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經由瑞典，輾轉到美國。1971年九月，一些熱心人士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前夕，假紐約的斯塔特勒希爾頓(Statler Hilton)酒店舉辦一場空前未有的「民眾大會」，邀請彭明敏教授擔任主講人，大約兩千台灣同鄉參加，聲勢浩大，而陳隆豐就是這場盛會的司儀，頗令他引以為傲。
爾後，陳隆豐越加參與同鄉會的事務。七十年代，隨著島內民主運動的蓬勃，參加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同鄉也迅速增加，國際學舍的場地早就不敷使用。於是他開始找場地，找來找去，終於找到座落在公園大道與麥迪遜大道之間的一家中學，也就是後來的漢特大學(Hunter College)附屬高中，供台灣同鄉會開會時使用。
回憶當年的歲月，陳隆豐說，那年頭，大家都沒錢，參加同鄉會的都是些窮留學生，而且大多數是單身，但少數有家眷的都很照顧這些單身的學生。當時有位在波頓(Borden )公司做事的王博士，就常請大家吃他們公司生產的冷凍食品。還有同鄉(羅介川)的太太很會擦潤餅皮，所以每次開同鄉會，人人都有潤餅吃。
「後來回台出任慈濟大學校長的方菊雄教授是個好好先生。」陳隆豐接著說：「他那時和太太黃靜枝租的公寓幾乎成了同鄉會的窩。我們常在他家開會、聊天，直到子夜。也還記得當時柯喬治（George Kurr）寫了一本《被出賣的台灣》，大家想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但一問價格，竟要六千美金，都嚇住了！」
1973年，方菊雄教授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期間，適逢黨外人士康寧祥訪問紐約，同鄉會便假漢特大學附屬高中舉辦演講會，結果到的人很多，擠滿了會場，再度造成轟動。
隔年，方菊雄代表紐約台灣同鄉會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台會或WFTA，註三）」的成立大會。他在會中並且應允諾隔年將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台會，可是他的任期到1974年即屆滿，於是極力推薦陳隆豐接任會長，並將舉辦世台會的棒子交給他。
為了讓世台會辦得體面些，陳隆豐又開始找場地。這回，他很幸運地租到紐約大學的禮堂當會場，自己也感到興奮。
「那次世台會辦得可真成功！」他欣喜地說：「我們每天中午都向在帝國大廈旁開『元祿壽司』的李正三訂購三、四百個便當。最後一天晚上，參加的人多達近兩千人。中國竟派人來鬧事，結果被大家追趕到跳陽台逃跑，讓大家的心情High到家。」
無論如何，陳隆豐擔任紐約台灣同鄉會長期間，再度感到漢特大學附屬高中的場地不夠使用，於是另外找了華格納高中（Senator Robert Wagner High School），作為同鄉會的開會地點。後來許多年，同鄉會一直租用這所高中辦活動。
陳隆豐的熱心服務後來亦有了美好的回報。當時亦是紐約客的蔡同榮有一次到東京開會，獲悉日本企業家郭榮桔有個猶待字閨中的漂亮女兒，便想起尚是光棍的陳隆豐，因此向郭老前輩要了張郭玥娟小姐的玉照，帶回紐約給陳隆豐，結果竟撮合了一樁美好的姻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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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豐、郭玥娟伉儷2001年合影於其律師事務所，楊遠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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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後期，昔日參加福爾摩莎俱樂部的留學生們大都已學成業就。大家有點經濟基礎後，便紛紛購屋，居住的地方已不再侷限於哥倫比亞大學附近，而是分散在曼哈坦、皇后區、長島和紐約上州等地方。
進入八十年代，由於美國修改移民法，依親來美的台灣移民與日俱增，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 逐漸成為新移民的集中地。一些台灣來的醫師、律師、房地產商…等從事專業或服務業的人亦紛紛遷到法拉盛，因此法拉盛的緬街(Main Street)中文行號林立，逐漸有「小台北」之稱。
陳隆豐自在紐約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即順利通過紐約州律師資格考試，留在曼哈坦工作。數年後，他亦搬到已逐漸形成紐約台灣人社區中心的法拉盛，在那裡設立律師事務所，同時繼續活躍於台灣人社區。
八十年代，海外台灣人運動在非常蓬勃，不同性質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為了凝聚台灣人的力量，許盛男醫師在1982年首創協調各社團活動的「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由他出任首任會長。1983年，會長一職由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繼任。
這段期間，陸續有不少同鄉提出合購一棟「咱的厝」的建議，甚至有人主張徵收人頭稅，也就是每次聚會時，每人多收一塊錢，充當籌建台灣會館的籌備基金。但這些建議都只停留在討論的階段，台灣同鄉會仍然租借華格納高中辦活動，「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也繼續存在許多人的心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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