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族的人權軼史(1)

 

2020年7月24日，蔡英文總統訪阿里山，與鄒族婦女及小鹿「Q弟 (Cute Deer) 」合影。照片取自07/24/2020自由時報。

鄒族的人權軼史(1)

—談高一生、湯守仁及其後代們的故事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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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夏，武漢肺炎席捲全美國。在嚴峻的「居家令」下，所有的聚會皆喊停，眾人乖乖地在家躲疫情。

不過蟄伏才一個多月，就有人發現經由網路視訊，仍可繼續舉辦活動。網路視訊雖不若面對面會談來得親切，但可跨洲越洋地連線。因此六月間，美國華府台灣同鄉會就與在台北的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連線，共同舉辦了一場「高一生獄中家書視訊座談會」。

會中，我們邀請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老師與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陳俊宏館長分享看法，結果與會者的反應十分熱烈。

會後，鑒於海外鄉親大都對高一生、湯守仁等人十分陌生，我因此寫了一篇《阿里山的悲歌》，敘述高一生事件的始末，希望讓更多人瞭解此一事件。結果拙作發表後，我私下又收到一些感性的回應，其中也有朋友捎來有關高一生及其後人的網路連結。

我上網一一查閱，發覺相關的故事很多，內容也頗精彩，但每篇報導都片片斷斷。若說讀高一生等人的事件，如走入戰雲密佈的迷霧叢林，走得步步驚心；那麼讀其後人們的報導，又像佇立在旋轉的走馬燈前，看得有些目眩。

時值仲夏，美國正好發生一起一位名佛洛依德 (George Floyd) 的非裔遭白人警察失誤致死的案件，引發各地抗議種族不平等的示威迭起。而示威活動又常接續著暴動、破壞、甚至搶劫，以致許多城市都顯得紛擾不安。

住在華府郊區的我深居簡出，天天上網閱讀，某日突想：若將高一生、湯守仁及其後人們的故事連結，加上時代背景的詮釋，豈不就是一部很感人的台灣少數族裔的人權發展軼史？若拿台灣的原民運動與美國有色人種的民權運動相較，台灣的原民運動顯然溫和太多，但成就毫無遜色，為什麼？

仔細思量，我發覺因為台灣的原民運動與台灣的民主運動及人權運動同步進行，且相輔相成，所以過程順利許多。原住民是台灣的少數族裔，人數僅6,000的鄒族(註1) 是台灣原住民的一支，而高一生家族平反的故事正足以當台灣少數族裔人權發展的典範。因此且容我在此以說故事的方式，從高家、湯家的美麗與哀傷談起，再看其後代們奮鬥與轉折的過程。相信大家讀了之後，會與我一樣，為台灣的人權發展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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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如今有關高一生的報導甚多，但其中最為大家所熟悉的，不是他的政治案件，而是他在獄中寫給太太春芳的一首歌《春之佐保姬》：

「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在寂靜的黎明時候，

像銀色鈴鐺一樣，

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啊，

春之佐保姬(註2)…」

這首歌的詞與曲皆很美，所以為大眾所喜愛。但也可能是一般人潛意識裡有種想逃避血腥事實的傾向，所以寧可將同情之心寄寓在優美的旋律中吧？

我自己就有這種傾向。我喜歡看他們的照片(但避看他們被押赴刑場的那張)，常邊看邊想：這些原民們長得真好看！

照片中的高一生身材適中，臉型狹長，五官端正，相貌堂堂，眼凹鼻挺的眉宇間，帶著幾分深思與憂慮，頗有哲人的風采，難怪他後來被人尊為「高山哲人」。

高一生，取自網路公共財。

小他16歲的湯守仁則長得濃眉大眼，五官分明，一張英俊的臉足以媲帥好萊塢的巨星Tom Cruise (阿湯哥)。他身材高挑，經常一身戎裝，讓人不禁聯想：他若活在今生今世，恐不已成一個擁有千萬粉絲的國際級動作派巨星？

然而時也命也，他們活在亂世與集權的體制裡，結果成了國、共鬥爭下的槍下魂。

 

湯守仁，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其實在過去的年代，原住民屢遭岐視。清人治台時，稱他們為「番」。日人治台後，沿襲清制，但在「番」字上加草字頭，稱他們為「蕃」，稱其部落稱為「蕃社」。無論「番」或「蕃」，皆含未開化之意。後來日人自覺不雅，改稱他們為「高砂族」。

國民政府(註3)治台後，稱他們為「山胞」，此乃「山地同胞」之簡稱。聽來似無不妥，但直到1989年以前，台灣的國小教科書都有一課〈吳鳳〉，大意是說漢人吳鳳為革除山胞砍人頭的惡習，因而捨身取義、壯烈成仁，無形中灌輸一般人「山胞會砍人頭」的觀念。

高一生與湯守仁的年代就處於日人治理與國府統治的交接時期。高一生於1908年生於嘉義郡阿里山上的鄒族部落，族名吾雍 (Uyongu Yata'uyungana) ，但以日名「矢多一生(Yata Kazuo)」申報戶口，別名「一夫」。

1918年，十歲的他方進四年制的「蕃童教育所」就學。二年級時，父親意外去世，母親改嫁。但聰穎好學的他仍以優異的成績於1922年自「蕃童教育所」畢業，然後進嘉義尋常小學，就讀尋常科四年級。

在嘉義念書期間，他的因為成績優異，曾獲日本皇太子御賜毛氈一枚。1924年，自高等科畢業的矢多一生進入台南師範學校就讀。在學期間，他即展露音樂天賦與對文史的喜愛。

1927年夏天，一位俄國語言學家聶輔甫斯基（Н.A. Нeвский）到阿里山作為期一個多月的鄒語田野調查，由他協助，成為他人生中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相貌英挺、目光炯炯有神的矢多一生(中)。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193 0年，他自台南師範畢業，回到阿里山，在達邦村擔任教師，兼任巡查，暇時喜彈琴、作曲、寫歌，也教導族人從事各種活動，逐漸形成他的領袖風格。

根據高一生的次子高英傑老師說，現在網路流傳他的父親被日本人領養，其實不正確。事實是他的父親在在嘉義求學時，戶籍寄居在服務嘉義警部的日本人大塚久義戶內；在台南念書時，戶籍寄居在服務台南警部的日本人土居美水的戶內。

無論如何，矢多一生於1931年與相識多年、小他五歲的同族少女湯川春子結婚。婚前，春子小姐即和多名鄒族少女下山到城市，學習日本人所謂的「禮儀四方」，也就是一些日本人的生活習俗與女性的禮儀等等。婚後，她改名為矢多春子，與矢多一生在達邦村建立當時部落裡與外界最有接觸的一個家庭。

換言之，高一生雖非出生頭目之家，卻因他的教育、學識、能力與特質，而成為鄒族的領袖。他也因此非常重視教育，不僅鼓勵部落的孩子們升學，也栽培同母異父的弟弟杜孝生唸台南一中和台北帝大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同時讓自己年長的兩個女兒都唸到師範學校。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矢多一生改名為高一生，太太矢多春子則更名為高春芳。不久，國府即指派高一生為吳鳳鄉的鄉長。1950年，國府實施地方自治，高一生順利當選為第一屆民選的吳鳳鄉長。

至於湯守仁則於1924年出生在鄒族的特富野大社的樂野小社，十來歲時被日軍徵至華南服役，擔任戰俘收容所的警衛。因為表現出色，被他的長官送至日本士官學校受訓。結業後，他由見習士官升為少尉。

1945年8月，二戰大戰將結束之際，湯守仁在華北遭俄軍俘虜，被送至西伯利亞的俘虜營。數個月後，俄軍發現他並非日本人，乃將他遣送回台灣。

1946年，22歲的湯守仁自日軍退役，官階自動升一級，以中尉的身分回到阿里山，在學校當體育老師。

其時，一些被日軍徵召至南洋等地服役的鄒族青年紛紛返鄉，湯守仁很自然地成為這些青年的軍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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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於3月7日抵達嘉義市後，兵分二路。一路留守嘉義市，幫忙維持治安；另一路前往紅毛埤 (當今蘭潭)，攻佔軍械庫，獲取不少槍械與礟火。然後，他們與嘉義民兵合力圍堵水上機場，作戰三日後，帶著槍械軍火，退返阿里山。

事後，高一生與湯守仁皆被捕。後來在台南縣長袁國欽的力保下，他們得以自首的方式，換取獲釋。

二二八事件後，在台灣的共產黨勢力擴展迅速。一些對社會主義懷幻想的知識份子與一些因228事件而逃亡者，都成為他們吸收的對象。其時，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欲發展山區，特別成立山地工作委員會，派簡吉、陳顯富積極接觸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領袖們。

林瑞昌長高一生八歲，原名樂信‧瓦旦，為桃園角板山泰雅族人。他於1921年畢業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是第一位接受正式醫學教育的原住民醫師。他與高一生都有山區自治的理想，兩人私交甚篤。

1947年，高一生自銀行貸款，向台南縣政府承租新美 (Takupuyanu) 與茶山(Cayamavana)兩塊日本軍用牧場，親自帶領族人，披荊斬棘般地前往開墾、耕種。然而不幸的是台南縣長袁國欽不久回到中國，竟投靠中共，使他無端負起「窩藏匪諜」的罪名。

那時的湯守仁則在部落裡開了一家醬油工廠。廠房的前方釀製醬油、賣醬油，後方則請人在那裏修理兵器，而兵器修理匠則是自台北潛逃至山上的地下共產黨員(註4)。

國民政府這時表面對山地菁英們採安撫政策，實際暗中積極部署。保安處任命湯守仁為參謀少校，行政長官連震東與蔣經國的太太蔣方良都先後上阿里山，由高一生接待。高一生亦曾帶領族人到台北，晉謁蔣介石總統，力表忠誠。

連震東(左) 與高一生(右)合影於五十年代，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然而在1952年9月9日，國府保安處卻以開保安會為由，誘高一生等人下山，在竹崎車站將他們悉數逮捕，隨後押送至台北市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

保安處起初以貪汙罪起訴高一生等人，後來又改為匪諜罪。

根據起訴書，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人於1949年夏天，與台共簡吉、陳顯富在台北市川端町(今古亭區) 月華園聚會，爾後共組「 高砂族自治會(後改名為蓬萊族解放委員會)」，主張山區高度自治。1950年1月，中共台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曾在阿里山召開會議。

該年4月，蔡孝乾在嘉義竹崎被捕，爾後供出中共在台地下組織脈絡。

1953年6月，國府軍法處宣佈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六人與蔡孝乾的叛亂案有關，判處死刑。同案其他人如武義德、杜孝生、廖麗川…等人，分處無期徒刑、17年、10年…等重刑。

1954年4月17日，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六人被押至安坑刑場，執行槍決。  

對國府而言，這些山地菁英皆受日本教育，皆懷山區自治的構想，且擁有軍火槍械，如芒刺在背，如今予以處置，猶如去除心頭之患。

對部落的人來說，多數人為求自保，噤若寒蟬。少數人欲得新權力，自然選擇依附當權者。

所以高一生等人的案件就如一場暴風雨，在雷霆萬鈞的驟雨後，一切嘎然靜止，只有受難者家屬默默地去領屍，以後獨自無言地承擔一切苦難。(待續)

***

(註1) 直到1989年以前，「鄒族」都被人誤稱為「曹族」。

(註2) 佐保姬係守護女神。

(註3) 1925-1948年在南京的中國政府稱為「國民政府」，1948年憲法頒布後，改稱為「中華民國政府」。然一般台灣百姓仍習慣稱其為「國民政府」。

 

鄒族的人權軼史(2)

 

《高一生紀念專輯 — 春之佐保姬》CD封面，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鄒族的人權軼史(2)

—談高一生、湯守仁及其後代們的故事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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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生與太太春芳一共生了十一個兒女，其中長子英生早逝，最上面三個女兒分別為菊花、貴美與澄美，中間三個兒子為英傑、英輝與英明，最小的三個取名為春英、豐玉、英洋與美英。

高一生有他那時代的男人甚少有的特質，就是十分疼妻愛家，與子女的關係相當親密。他入獄時，長女菊花20歲，最小的美英僅八個月大。

他在獄中，縱使身受酷刑，隨時有死刑陰影籠罩，仍然持續不斷地寫著一封又一封的家信，寄回阿里山。

據他的次子高英傑老師說，當年父親寄回家的信，都由二姐貴美唸給家人聽，成為全家在孤苦無助中最大的支柱。

在最後一封家書裡，高一生猶如一位先知，宣告著自己的未來：

「親愛的春芳：

健康勝過一切 。儘管那些白銀、 黃金 、寶玉相勝千萬數， 抵不上兒女珍寶妳記得這一首歌吧？

能再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

家裡有許多堂堂正正優秀的孩子，

物品讓人取去也無所謂。

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他於1954年去世時，留給家人一間屋、一塊水田、一些唱片與書籍、還有他的音樂創作和家書。

高英傑說，自父親入獄後，家中經濟即由三個姐姐共同負擔，其中以大姊菊花挑起最大的責任。他大姊為幫助家計，下海鬻歌維生，以擅唱當時流行的英文歌曲如〈Tennessee Waltz 〉聞名。如此一過十來年，待他自嘉義師範畢業後，就輪他分扛家計。就這麼大的拉拔小的，直到所有的弟妹都完成學業。

高家的孩子長大後，有的當老師，有的當神父，還有的當公務員或護士…，一個個如他們的父親所言，都是堂堂正正的優秀孩子。然因是政治犯的家屬，他們備受壓力，行事低調，僅在內心裡暗暗思念父親。

高一生夫婦與孩子們合影。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在眾子女中，最受高一生政治事件影響、命運最坎坷的，莫過於大女兒高菊花。

菊花在父母婚後的隔年(1932) 出生，自小頂著鄒族領袖千金的光環長大。她長得明眸皓齒，活潑外向，一直是父親的掌上明珠。她和日本小孩一起上學，日語講得比鄒語還流暢。她能歌善舞，天生愛玩，唸台中師範時，即常溜出校外，和朋友去跳舞。她時髦前進，師範畢業後，結交美國海軍男友，計劃到美國留學。

然而命運之神捉弄她。二十歲那年，美國男友離她遠去，父親驟然入獄，她從摘星的世界墜入悲慘的深淵。但她沒有悲觀的權利，因為弟妹年幼，母親又向來仰賴父親，所以她必須出外打拼。

她曾兩度去找嘉義縣長林金生，向他求助。但林金生說，他也沒辦法。她必須設法維持一家的生計，也得匯錢給獄中的爸爸，所以頭也不回地走進滾滾紅塵。

一個荳蔻年華的山地姑娘隻身闖蕩險惡的人世，自然吃了苦頭，也受了不少委屈。何況當年保安處的人員緊盯她不放。他們咬定她參加過「蓬萊族解放委員會」，逼她自首。她堅稱沒有，抵死不肯簽字。如此糾纏了許多年，後來為了讓二妹貴美能順利出國，她才妥協、自首，也方才結案。

當年，為怕人家知道她是政治犯的女兒，她取藝名「派娜娜」，在台中、台北的歌廳及美軍俱樂部駐唱。憑著天生的音樂細胞與嘹亮的歌聲，她紅過一時，也曾應邀至美軍第七艦隊演唱。但她沒灌製唱片，也沒上電視，且在弟弟能自立後便退出歌壇。時日一久，便被人淡忘。

封麥後的高菊花在台北開了一家日本餐廳，與原籍鹿港的施先生結婚，建立她自己的家庭。但命運多舛，施先生不幸在一次車禍中去世，她只好當起辛苦的單親媽媽。待孩子們羽豐離去後，她回到阿里山的老家，守她父親留下的水田過日子。

高菊花，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九十年代的台灣政治氛圍丕變，自平地上山參訪高一生故居與228紀念碑的年輕人紛至沓來。健談的高菊花會對好奇的年輕人講述她父親的種種事蹟，也會向人傾訴她滄桑的過去，甚至會憤懣地說：她若不是高一生的女兒，人生就不會如此糟。

然而說著說著，她又談起她爸爸與她的親密關係，尤其著墨於她父親多麼地愛她。

山上的櫻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愛恨鮮明的高菊花最後因肺病長眠於嘉義市郊的天主教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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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八十年代，台灣的民眾都看台視、中視與華視的電視，因為所有的電視台就僅這三家。台視成立最早，其所舉辦的年度歌唱比賽，更是萬眾爭睹的節目。

1968年，十七歲的山地姑娘湯蘭花贏得台視第二屆歌唱比賽冠軍，頓成眾人矚目的焦點。除了擁有嘹亮的歌聲外，她那張美麗絕倫的臉，更令人驚豔。

隔年，湯蘭花以拍了一片《負心的人》，成為影歌雙棲藝人。爾後三十年，她走紅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等地。其海市蜃樓般的婚姻與波浪起伏的生涯經常出現在影劇新聞的一隅，但她極少談自己的原生家庭。

眾人僅知她是原住民，至於哪一族？沒幾個人說得出。感覺上，她像山裡的一朵奇葩。

湯蘭花，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直到解嚴後，才有消息傳出，說她是鄒族政治犯湯守仁的女兒。如今，湯蘭花已恢復她的族名「尤露娜娜‧丹妮芙 (Yulunana Tanivu)」，而維基百科則記載著她的叔父是鄒族的湯守仁。

有趣的是在此次視訊會裡，高英傑老師說湯蘭花不是湯守仁的女兒或姪女，而是他的三舅的女兒，也就是他的母親的親姪女。而他的母親則與湯守仁是堂姐弟

姑且不論湯蘭花是湯守仁或是高一生的太太湯川春子的姪女，她的家族顯然與鄒族的政治受難者有密切的關連，而她的美麗亦來自家族的遺傳。然而在七、八十年代，政治犯的家屬通常不想談家族黑色的過去，即令高一生的兒子亦然。

1978年，台、美斷交前後，台灣的威權體制開始鬆動，一些文化先驅也逐漸將注意力轉向本土。音樂家許常惠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都先後上阿里山，採擷鄒族的音樂與舞蹈。

他們在山上時，都得到一位年輕的天主教神父高英輝的協助。許常惠在他1978年 8月的記事本寫道：「我非常欣慰，因為山地終於出來了像高英輝神父這樣一個維護民族文化的知識青年。」(註5)

林懷民則請高英輝神父指導他與學生們有關鄒族的戰祭 (Mayasvi) 舞蹈與祭典儀式，兩人有過十分美好的合作。但顯然那時的高英輝不曾告訴林懷民他的父親是誰，縱使他知道林懷民的父親就是林金生，與他的父親高一生曾有過一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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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台灣經濟蓬勃，昂首邁入亞洲四小龍之列。但在繁榮的表象下，社會存在著許多黑暗與無奈。1986年發生的湯英伸事件，便引發出原住民遭漢人欺壓的一面。

那年，十八歲的山地青年湯英伸到台北謀職，在一家洗衣店工作。因不堪長期被剝削，向僱主請辭，欲索回身分證之際，與僱主發生肢體衝突。衝動下，湯英伸失手打死僱主夫妻及其兩歲的小女兒，結果被法院判處死刑，引起社會譁然。

當時，天主教的單國璽樞機主教與學者蔣勳都曾向蔣經國總統陳情，希望槍下留人。但19歲的湯英伸最終仍於1987年服刑，成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湯英伸來自阿里山鄒族的特富野社，是湯守仁堂哥的孫子。(註5)他原本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國中畢業後，同時考上嘉義工專與嘉義師專。後來他選擇唸師專，卻因故輟學，北上謀職，而引發憾事。

湯英伸死後，台灣社會開始正視原住民的就業與輔導問題，學界也開始檢討「吳鳳神話」對原住民的歧視與對社會的影響。

與此同時，台灣的民主運動亦炙熱地展開。一些憂心台灣前途的人勇敢地挺身而出，要求政府廢除戒嚴法、進行政治改革。

1987年7月15日，政治強人蔣經國終於回應人民的要求，宣布全面解除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法。

半年後的1988年一月，蔣經國病逝，時任副總統的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進入一段暗潮洶湧的權力爭奪期。就在這時，民眾開始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地要求政治改革；原住民們亦開始為自己的權益發聲，要求還我土地與正名。

1989年2月28日，在林宗正牧師、黃昭凱與鄒族原住民的努力下，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被拉下。同年3月，台灣省教育部宣佈刪除國小教科書裡〈吳鳳〉的課文。接著，阿里山上的「曹族」被正名為「鄒族」，「吳鳳鄉」亦被更名為「阿里山鄉 」。總算在九十年代到臨前，終於，人數僅六千的鄒族為自己爭取到基本的尊嚴與應有的名稱。

接著，在李登輝總統主政下，台灣從修憲、廢除國民大會、凍省到1996年的總統直選，一步步堅定地邁向民主路。

同時，原住民的人權運動亦與時俱進。1994年，修憲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1995年，原住民的傳統名字與部落的地名皆准予恢復。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那年，阿里山鄉公所在達邦村興建一座228紀念碑，紀念自228事件到白色恐怖期間為政治理念犧牲的阿里山鄉民。

至此，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方義仲…等鄒族政治受難者正式獲得平反，而高一生的遺言「冤情日後必會昭明」亦終於落實。

對深受傷害的政治受難者家屬來說，這些改變簡直難以置信，甚至需要一些時間觀察與調適。因此，當文史工作者陳素貞在八十年代上阿里山做228真相調查時，高英傑老師並未參與，而是由其大姊高菊花與三弟高英輝接受採訪。

1993年，歷史學家張炎憲博士上山作訪談時，高老師首度接受專訪。他開始就記憶所及，口述父親被捕那晚，12歲的他所目睹的種種情況。

他說，當天晚上，嘉義縣長林金生帶著一群官員上山，在達邦國小向聚集在那兒的族人宣告高一生盜取公款。隔天，他們又分赴其他部落，繼續作同樣的宣導。(註6)後來，還有人寫連署信，指控高一生是地方惡霸，要政府繼續關他，然後要全部落的人都在連署信上蓋章。

換句話說，政府在逮捕高一生等人的同時，還派官員到部落汙衊高一生的人品，抹黑他的形象，使其家人從此在部落裡過著屈辱的生活。(註7)

高一生與次子高英傑合影，照片取自網路公共財。

記憶之盒一旦被掀開，高英傑再也抑制不住思父之情。他暗下決心，要在有生之年，盡力為父親平反。

早在八十年代，他與三弟高英輝即著手整理父親的音樂創作。這時，他們請人演奏高一生所寫的歌曲如《春之佐保姬》、《杜鵑山》、《長春花》、《打獵歌》、《移民歌》…等，，加上族人的合唱，製作成CD與唱片，於1994年正式推出《高一生紀念專輯 — 春之佐保姬》，使高一生的作品得以出土。

高英輝神父不幸在那年因車禍去世。高英傑老師收拾哀慟的心後，繼續努力工作。他開始坐在電腦機前，一字一句地打下一篇篇追念父親的文章。

在《台中下行列車》一文裡，他敘述父親被捕後，在台中唸初中的他每星期日就租一部腳踏車，騎到台中火車站，靜靜地注視下行的列車，希望能見到父親返鄉的身影。

他說，寫文章的最初動機是想讓兩個已漸長大的兒子瞭解他的心境與家族的過去。孩子年幼時，為不讓他們的心頭有陰影，他不太提父親的事。但孩子逐漸長大後，有時會從外頭聽到一些不實的傳聞，他覺得有必要讓他們知道事實的真相。

他因此默默地工作著，若有機會，也發表作品。然後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封寄自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的信。信上說，他們是日本天理大學「矢多一生(高一生)研究會」的會員，正在研究台灣高砂族矢多一生的事蹟，很高興讀到他的《台中下行列車》一文，期盼他能繼續提供寶貴的文稿。

如同注了一 劑強心劑，高英傑老師受到莫大鼓舞，此後持續辛勤筆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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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 取自《報導者》4/16/2017張子午報導：《 遙遠山谷的回音: 沒有選擇的鄒族人與被遺忘的受難者》。

(註5) 據高英傑老師說，湯英伸是湯守仁的堂哥的孫子，也是他的大舅的孫子。

(註6)取自《報導者》報導：【跨越半世紀的家族對話】林懷民：從緘默的歷史中探索家族記憶。

(註7)見高英傑著《回憶家父高一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