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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哲醫師於2023年留影於台北濟南教會，楊遠薰攝影
—林衡哲醫師 (上)
楊遠薰
每次回台灣，我都會與同在淡水的林衡哲醫師見個面、聊些近況。他常送我他最新出版的書，同時精神奕奕地談他正在進行的企畫與未來的願景。
今年年初，他送我一本他的近著《東方浪漫派音樂大師蕭泰然》，囑我寫一篇書評。我讀完這本厚達五百頁的鉅著後，覺得作序的人都已多達十八位，實無須我再著墨。倒是寫書人在字裏行間所流露的愛台灣的心、惜蕭老師的情及長期無怨無悔地推廣台灣文化的精神讓人很感動，以致我想寫篇我所認識的林衡哲醫師，並與大家分享他和蕭泰然之間的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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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哲本名林哲雄，1939年出生，台灣宜蘭人，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畢業，是位醫生、作家、出版家暨翻譯家，也是位畢生推廣台灣文化不遺餘力的台灣文化醫師。
於我而言，他是良師、益友暨親戚，具有多樣的才華與傳教士般的精神，是台美人中一塊亮麗的瑰寶。
初次見到林衡哲醫師，是在1989年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他當時帶一團台灣文化團到美東夏令會演講，我慕名前往去聆聽。
說慕名，並不為過。因為早在七十年代我就讀政大時，就讀過他翻譯的《羅素傳》。當時雖讀得迷迷糊糊，但那年代的大學生若不讀些新潮文庫的書，就顯得沒知識。可見林衡哲與他催生的新潮文庫在年輕人心目中是有份量的。
然而第一次聽林醫師演講，卻有些悵然。因為他講話的速度很快，語調急促得如同機關槍掃射，「噠，噠，噠！」地橫掃全場，同時主題跳動得很快，身為聽眾的我不免有些失落。
無論如何，他所帶領的文化團確實為美東夏令會帶來高潮。講員們包括音樂大師蕭泰然、作家李喬、東方白、陳芳明和苦苓等，都是一時之俊彥，亦是鄉親們仰慕的對象。所以每場演講皆爆滿，每次演講一結束，聽眾便蜂擁過去，爭相與他們合照，可謂盛況空前。
而更令我意外的是夏令會結束後第二天，林衡哲醫師就出現在我家，並且在寒舍小宿一夜。
原來他來探望他的堂姐，也就是我的婆婆。他們同一個祖父，在同一宅第裡長大，我婆婆喚他Tetsu (哲雄)。
我婆婆說，Tetsu從小就很聰明，大人問話，對答如流，讀書更過目不忘，族人因此稱他「小秀才」。
「小秀才」不負眾望，十五歲到台北，一舉高中建國高中，三年後被保送至東海大學外文系，隔年重考，就進了人人稱羨的台大醫科，令家人頗感驕傲。
他們林家是宜蘭的世家，祖父林煥在科舉時代中過秀才、貢生，爾後精研醫術，是當地著名的漢醫暨地主，家境殷實，惟自國民政府實施土地改革以後，田產被徵收，子孫便得各自努力。在這情況下，聰明的孩子自然被期許日後要當個受人尊重又多金的醫生。
「但是Tetsu太外向，」我婆婆又說：「他興趣廣泛，雜務太多，像現在一天到晚在外演講，到處趴趴走，實在不務正業。」
也因此，自林醫師到我家後，我婆婆便極力「開導」他。餐桌上，大都是我婆婆在說話，客人洗耳恭聽。餐後，我婆婆有些事，先離席。我趁機問林醫師有關台灣文化團四處巡迴演講的事。林醫師一聽，精神全來了，話匣一打開，便滔滔不絕，與方才的靜默木訥，判若兩人。
隔日，林醫師又僕僕上路。幾個月後，我在太平洋時報讀到一則新聞，說林衡哲醫師為了開創台灣文化新時代，向服務的醫院請了九個月的長假，準備到全美各地賣書，不禁莞爾，私下對外子阿加說，他媽媽的一番苦心恐怕是白費了。
九十年代，林衡哲在南加州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化活動，台美人的報紙常報導他的消息，也鉅細靡遺地刊載他的每篇文章，加上我婆婆不時提起他，所以林醫師於我，一點都不陌生。
過了千禧年，因為林衡哲在台北創立的望春風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我的《咱的故事》與《北美洲台灣人的故事》兩本書，加上一點親戚關係，我們在淡水成了近鄰，每年都有相處的機會，所以不知不覺地兩家就成了熟稔的朋友。
林醫師近年常自稱是「台灣文化傳教士」，也就是他提倡台灣文化，具有傳教士般的熱忱與使命感。
我每次聽他講話，就覺得他的人生豐富得足以寫一本厚厚的書，其中尤以他思想的轉折及與蕭泰然那種像「師公阿聖筊」般共同奮鬥的歲月最令人感動，因此特別用點篇幅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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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哲的最大特質是天資聰穎、吸收知識快、理解力強、記憶力又超好，所以腦子就像一部電腦，儲存著許多密密麻麻的資料，隨時可攫取使用。
他又天生熱忱，每逢人家問甚麼，他就想一股腦兒地傾囊相授，所以講話很快。尤其在做公開演講時，因為想分享的東西太多，結果就像一部急駛的火車，轟隆呼嘯而過，形成特有的林氏風格。
正因為擁有這些特質，他在成長的時期，顯得有些得天獨厚。
台灣在五、六、七、八十年代，因為學生多、學校少，明星學校尤其難進，幾乎每個學童都在惡性補習與應付無止無盡的大小考試中成長。尤其在面對攸關前途的大專聯考，更是人人戰戰兢兢，日夜猛K書地求自保。
但說，他自初中起，就開始閱讀世界名著；唸建中時，更常溜到學校附近的美國新聞處，瀏覽英文的書報雜誌。結果，他從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寫的《貝多芬傳》與《約翰．克利斯朵夫 》的小說裡，認識到貝多芬，從而成為忠實的貝多芬迷，經常聆聽貝多芬的音樂。
無論如何，他就是這麼輕騎過關地進了台大醫科，而醫學院繁重的課程似乎也沒難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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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東海大學的林衡哲(左二)與同學合影，林衡哲提供 |
他因是家裡的長子，為減輕父母的負擔，從大一就開始當家教。後來他發現從事翻譯，亦可賺取稿費，就開始翻譯一些英文的刊物。
大四那年，他翻譯完一整本的《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結果竟領到四千兩百元的稿酬！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恩令他飄飄欲仙，欲罷不能。
於是他再接再厲，接連翻譯了《羅素回憶錄》和《羅素傳》兩本書。然而不巧的是那時文星書店已關門，他只好鼓起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另一書商張清吉出版他的書。
張先生因此成立新潮文庫，出版了這兩本書。沒想到書一出版，洛陽紙貴，一炮而紅，不僅奠下新潮文庫的基礎，也建立起林衡哲的信心。此後，小個子的他志氣滿滿，揚帆待發。
接下來，他又翻譯了其他六本介紹西方思潮的書，也鼓勵他的台大醫科同學廖運範、賴其萬…等翻譯《佛洛伊德傳》、《夢的解析》及史懷哲的《文明哲學》等書，引領六十年代台灣青年的思潮。
六十年代，台灣颳起「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旋風。自台大醫學院畢業、服完兵役的林衡哲亦順利申請到美國紐約的一家醫院實習。於是在1968年飛越太平洋，抵達世界之都紐約，踏出他在美國行醫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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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哲的另一特質是喜愛人與人文。通常喜愛人群者適合從事公眾事務，傾向孤獨者擅長思考與創造性的工作，但林衡哲則是既愛思考與寫作，也喜愛與人交往。
曾有參加「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文友形容在會中的林衡哲像一隻花蝴蝶，到處穿梭，快活地與人交談。這形容雖有些誇張，但林衡哲喜歡朋友、到處都有朋友，則是不爭的事實。
1968年，林衡哲抵達紐約後，基於過去在出版界建立起的聲望，他很快地與美東地區的一些華文文壇名人如夏志清、於梨華、張系國、楊牧…等人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經常在週末相聚。
1970年，他與詩人楊牧進一步共同發行新潮叢書。至1975年止，他們一共出版了二十四本書，包括陳芳明的處女作《鏡子與影子》，也挖掘了不少文壇新人如鍾玲…等，在華文的文藝圈頗受矚目。
林衡哲一共在紐約住了十年，從實習醫師升為住院醫師，再成為小兒科的主治醫師，順利地展開他在美國的行醫生涯。
在感情上，他亦頗有收穫。他與中興大學畢業的邵維平在親友們的祝福下，快樂地踏上紅毯。婚後，兩人共育一兒一女，建立起一個美滿的家庭。維平在爾後逾半世紀的人生裡，一直是他背後的最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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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哲與邵維平的結婚照(後左一與左二)，前左一為名作家於梨華，林衡哲提供
而更令他津津樂道的是他在紐約一共聆聽了近五百場名家演奏的音樂會。
他自高中起，就是個狂熱的西洋古典音樂迷。但在台灣時，大都聽唱片，真正蒞臨名家演奏的音樂會的次數屈指可數。
後來到了紐約，總算如願以償。他親臨世界頂級的音樂廳，目睹第一流的音樂家演奏氣勢磅薄的交響樂，他說那種喜悅簡直就像「靈魂飛上天」。於是他在工作之餘，盡量把握機會，把在醫院掙來的錢用來購買音樂會的票券，盡情享受無以倫比的幸福感。
然而，紐約於他還有一種更深沉的意義，那就是讓他在國家認同上，有巨大的轉變。
他說1968年冬，他首次參加紐約台灣同鄉會。在聽完陳隆志、周烒明、林榮勳…等人的演講後，內心有說不出的震撼。
因為一向來以博學多聞自豪的他此時發現自己竟對台灣的歷史一無所知。他當時十分緘默，但在往後的日子裡，就開始默默地觀察、思考與大量閱讀。
1970年四月，一位名為黃文雄的康乃爾大學博士生竟跑到紐約，企圖行刺當時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其未果的消息震撼全世界。隔天，紐約時報以頭版刊登這則新聞，並在黃文雄昂首被逮的照片下加註一行他在被捕時的吶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這樁事件、這張照片與這句吶喊此後經常縈繞在林衡哲的腦裡。他後來寄一張小額的支票給救援黃文雄與鄭自才的委員會，稍微表達一下他心中的敬意。
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許多人開始擔憂台灣的未來。這時，在海外的黃彰輝牧師、宋泉盛牧師、黃武東牧師和林宗義醫師共同發起「自決運動」，到全美各地演講，分析局勢，探討台灣的前途。這讓向來與政治保持距離的林衡哲也開始思考台灣的未來。
1972年，在聽到逃亡至瑞典的彭明敏教授即將出現在紐約的「台灣民眾大會」上並作公開演講，林衡哲立刻報名參加。
彭明敏原任台大政治系主任，因在1964年發表「台灣自救宣言」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隨後長期監禁。但他卻在1970年成功脫逃至海外，引起許多人的關心與景仰。
結果，林衡哲在民眾大會上聽了彭明敏教授的演講後，熱血沸騰，就激動地與其他的群眾一起步行至聯合國大廈前示威，參加了他畢生第一次的政治活動。
1977年，林衡哲應美東台灣人夏令會之邀，在會中介紹醫學前輩蔣渭水的生平，首開他在台灣人社區演講的先河。
1978年，林衡哲告別風雲際會的紐約，帶著妻小搬到四季如春的南加州，定居在洛杉磯附近。此後五年，他在一所醫院全心擔任小兒科醫師，也安頓一家大小的生活。
原以為人生就此風平浪靜，孰料到了1982年下半年，因為連續發生兩件事，使他體內的人文DNA復燃，此後無法抑止，便逐漸走上「台灣文化醫師」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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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十月，台灣文壇前輩楊逵訪問洛城，林衡哲等文友設宴款待，並舉辦公開演講會。
結果在楊逵主持下，許達然、林衡哲、陳芳明與張富美等十四名文友共同成立「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揭開爾後在南加州舉辦一連串文學活動的序幕。
同年十一月，音樂家蕭泰然與許丕龍在柑縣的水晶大教堂舉辦一場三千人參加的「感恩節音樂會」，有系統地介紹台灣作曲家江文也、陳泗治、呂泉生、郭芝苑、馬水龍和蕭泰然等人的作品，讓全體聽眾聽得如癡如醉，更讓林衡哲再度內心充滿震撼。
向來對西洋古典音樂與音樂家如數家珍的林衡哲這回赫然發現自己對台灣的音樂與音樂家全然陌生，簡直是台灣文化的文盲。
江文也是誰？他不曾聽聞，但那晚演奏的非常動聽的〈台灣舞曲〉就是江文也在1936年贏得奧林匹克國際音樂大賽大獎的作品，他一無所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隔天，他去找蕭泰然與許丕龍，很快地得知江文也是台北縣三芝鄉人，1910年出生在台北市的大稻埕，十三歲赴日求學，二十餘歲以歌唱和作曲成名於東瀛，後來因赴中國發展，以致被國民黨政府長期打壓，所以在台灣的人聽不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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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蕭泰然、林衡哲、陳秀麗與(後排左起) 陳榮祥、許丕龍1999年合影於台北，林衡哲提供
那麼其他的作曲家呢？在與蕭泰然、許丕龍一番促膝長談後，林衡哲豁然增長了許多知識，但也因此開始思索一連串的問題。
他發覺自己被國民黨的教育所曚騙。他也相信來自台灣的人都和他一樣，思想被國民黨蓄意塑造的教育所扭曲，那麼他該如何啟迪海外台灣同鄉的心智？
就在這時，他讀到美國大文豪愛默生(R W Emerson)於1837年在哈佛大學發表的一篇演說，明白地昭示「美國已經當太久的歐洲文化殖民地，今後該努力發展自己獨立的文學和文化。」
這句話敲醒了林衡哲的中國文化夢。他悟到台灣必須如美國一樣，擺脫舊傳統的羈絆，創造出自己獨立的文化。
所以，他不僅要啟迪海外鄉親的心智，也要鼓勵台灣人從事創作，創造新文學、新音樂、新文化，換句話說，就是開創台灣人的新文化。而且，不僅要創作，還需要提倡、推廣…。
林衡哲的腦裡一下子湧進許多ideas，迫不及待地一一去實現。
首先，他與陳芳明、張富美等好友在1983年共同成立「台灣文庫」。1984年三月，他們就推出了《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無花果》與《自由的滋味》三本好書。
不料，這三本好書一出版，就全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連帶地，他們三人也都被列上不得返鄉的黑名單。這事影響林衡哲甚鉅。因為他的父親在1984年辭世，他都無法回台奔喪，成了他心中永遠的痛。(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