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驥伏櫪的陳唐山(下)
楊遠薰
3. 兩萬移民的配額
七十年代後期，台灣局勢持續惡化。
1978年12月15日，美國宣布將於1979年1月1日與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並終止長期與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79 年元旦，美、中正式建交，美、台斷交，台灣頓時陷入震驚與恐慌之中。
由於卡特政府處理與台斷交的過程十分保密，且過於倉促，引起美國國會強烈不滿。國會中許多長期友台的議員如Barry Goldwater, Bob Dole, Lester
Wolff, John Glenn…等認為必須急迫立法，藉以保障台灣的安全。
因此不久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Clement J. Zablocki在國會提出〈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 Act, 簡稱TRA) 〉，以支持台灣的安全、延續美台非官方的關係、支持對台灣軍售、支持台灣人民的民主與自由為核心內容。
這項法案立刻成為美國國會兩黨罕見的共同推動、共同修正、共同通過的外交法案，在兩院中以壓倒的投票快速通過。1979年4月10日，卡特總統正式簽屬這項對台灣的未來至關重要的法案。
在〈台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中，美國議員曾諮詢在美國台灣人的意見。
陳唐山說，1979年2月6日，陳文源、他本人(陳唐山) 、王能祥、許富淵與張旭成共五人應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 之邀，一起出席參議院所舉辦的聽證會。他在會中發言陳述：「美中雖然建交，臺灣問題並未解決。臺灣人主張臺灣的未來應由臺灣住民決定」。
此外，1979年2月15日，彭明敏教授應眾議員李奇(Jim Leach)之邀，出席眾議院舉辦的聽證會，亦在會中做同樣的陳述。
這是台美人首次出席美國國會所舉辦的聽證會。
美台斷交後，台灣島內要求改革的聲浪日益升高。1979年12月10日，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辦的世界人權日大遊行遭憲警鎮壓，演變成警民衝突的「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
事件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立刻進行全島大逮捕，並將異議人士移送警備司令部，準備進行軍事審判，同時營造肅殺氣氛。一時，島內風聲鶴戾，被捕人士的家屬緊急向海外求援。
陳唐山因為在1974在維也納出席世台會的創立時，認識台灣的人權律師江鵬堅與李勝雄，後來亦參與台灣人權會的事功，此時覺得援救島內被捕人士刻不容緩。但是如何營救？眾說紛紜。
這時，足智多謀的蔡同榮主張拜會美國國會議員，請他們基於自由民主與人權，為高雄事件發聲，給國民黨政府施壓力。
結果經過管道，他們果然聯絡到參議員甘迺迪。陳唐山等人到甘迺迪的辦公室拜會時，其亞洲事務的助理戴恩(Thomas Dine) 建議他們動員全美台灣鄉親，寫陳情信給甘迺迪參議員，並說陳情信越多，越能得到參議員的重視。
於是，他們立刻透過全美各地的台灣人權會與台灣同鄉會，發動大規模的簽名寫信運動，然後由各地志工收取、整理、打包這些信件，寄到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
沒想到在短短數週內，甘迺迪參議員的辦公室竟收到高達八千封有關高雄事件的陳情信，創下單一陳情案件的最高收文紀錄！
與此同時，蔡同榮、陳唐山等人一再拜訪參議員。結果在1980年3月5日，甘迺迪參議員發表一項措詞強烈的聲明，譴責國民黨政府嚴重違背人權、民主與自由，期待高雄事件被捕人士能得到公開與公平的審判。
這項聲明列入美國國會紀錄，同時帶給國民黨政府很大的壓力，讓初顯身手的台美人得到不少鼓勵。
陳唐山說，其時，甘迺迪參議員有意挑戰現任總統卡特，爭取民主黨內的總統初選。為了回報甘迺迪為高雄事件發聲，他們決定在洛杉磯舉辦一個千人募款餐會，集資十萬美元，幫助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
決定之後，他們立刻聯絡洛杉磯的旅館業聞人王桂榮等人，請他們積極籌備千人募款餐會。
然後，就在募款餐會的前五天，蔡同榮、陳唐山、彭明敏與魏瑞明一起到國會山莊，拜會甘迺迪參議員，請他出面幫忙台灣的移民配額問題。
因為自自1979年美、中國建交後，台灣原本享有的兩萬名移民配額都被中國拿去，台灣人申請不到移民配額，造成許多家庭無法團圓，請參議員設法幫忙解決。
五天後，甘迺迪參議員飛赴洛杉磯，參加台灣鄉親為他舉辦的千人募款餐會，看到場面那麼盛大，同鄉那麼熱情，非常高興，就在致詞時提起台灣移民的配額問題，引起眾人熱烈的討論。
陳唐山說，經過千人募款餐會，甘迺迪參議員對台灣人優秀的組織能力與團結精神，印象非常深刻。甘迺迪雖然沒有如願競選美國總統，但屢次在美國國會為台灣議題發聲，開啟了台美人從事美國國會外交的一扇大門。
陳唐山等人也因與甘迺迪參議員的交往，學到非常寶貴的一課。那就是他們發現美國的議員因是民選，都很重視選民的聲音。只要是他們選區內的公民，與他們聯繫，真誠地陳述事實，議員們都願意傾聽。
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們開始接觸其他的議員，包括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伍爾夫(Lester Wolff) 。
1980年，伍爾夫因為敗選而離去，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改由紐約州的索拉茲 (Stephen Solarz) 議員接任。
陳唐山等人於是去拜會索拉茲議員，居然彼此相談甚歡。住紐澤西的蔡同榮後來還被邀請至索拉茲議員的家作客。作客時，蔡同榮提起台灣移民面臨的困境，不料索拉茲議員夫人竟是一位移民法的專家。她當場拿起一本移民法，指著書中的某項條文說，依據該項法規，台灣應可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兩萬名的移民配額。
這項發現令蔡同榮、陳唐山等人非常興奮。他們此後認真穿梭在美國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之間，引用移民法規，向議員與助理們進行遊說。
結果在參議院，他們獲得甘迺迪參議員與裴爾參議員的大力支持。在眾議院，他們獲得索拉茲眾議員與李奇眾議員的鼎力相助。這項有關台灣移民配額的法案因此順利提出。
「但事情總有一些波折，」陳唐山說：「法案提出後，國務院立刻來函，指出該法案違反美國的一中政策。幸好在索拉茲眾議員的努力下，眾議院得以順利通通。接下來，在甘迺迪參議員的努力下，參議院亦全院通過。」
1981年十二月底，雷根總統正式簽署這項法案。自1982年元旦起，台灣與中國分開，正式享有兩萬名移民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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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美台灣人代表與索拉茲眾議員合影。第一排坐者右起：彭明敏教授、陳唐山、索拉茲眾議員、王桂榮，後排中為蔡同榮。照片取自FAPA網站
這項以辛勤耕耘換來的美國國會草根外交的重大勝利，讓大家都有說不出的興奮！他們從沒料到一無所有的台美人竟能為台灣爭取到每年兩萬名的移民配額，多麼令人感到驕傲！
這項法案從構想到通過，一共費時一年半。其間歷經不少波折，最後大功告成，奠下了他們繼續從事草根外交的信心。此後，他們更加積極與美國國會議員建立關係，加強彼此的信任與情誼。
4. FAPA的成立
1982年二月，當眾人猶沉浸在兩萬名移民配額法案通過的興奮中，陳唐山、蔡同榮、羅福全等接到獨盟主席張燦鍙的邀請，飛到洛杉磯王桂榮經營的旅館開會。
陳唐山說，當時與會的還有彭明敏、郭雨新、王桂榮、蔡仁泰、楊宗昌…等15人。開會的目的在討論如何在海外架設一座電台，對台灣廣播，以打破國民黨長期壟斷台灣媒體的局面。
「結果大家討論了兩小時，」陳唐山說：「都認為架設電台的難度太高，不宜進行，這計畫便告擱置。接下來，因為剛通過兩萬名移民配額法案，眾人士氣高昂，便開始討論如何加強海外的國民外交，結果一致同意成立一個專責此事的機構。」
他們接著討論機構的名稱，起初定為「Taiwanese Association On Public
Affairs」，簡稱「TAOPA」，唸起來就像台語的「幫忙打」。
有些人覺得這名字不夠響亮，後來另有人提議改成「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唸起來像台語的「喊打」。結果，「FAPA」的名稱獲得通過。
接下來，大家選會長。蔡同榮、彭明敏和陳唐山三人皆被提名。
陳唐山說，他那時擔任世界台灣同鄉會理事長，實在太忙，就請彭教授與蔡同榮兩人互相協調。
「結果兩人談了好一陣，都各持理由，不願擔任。」陳唐山說：「我就請他倆再繼續協調。後來，蔡同榮答應了，但附帶兩個條件。一是要在全美各地設立FAPA分會，二是要買房子，成立FAPA總部辦公室。」
「大家當時都答應了。」陳唐山說：「於是在眾人努力下，FAPA 果然於1983年六月在國會山莊附近買下一間三層樓的房子，辦公與居家兩用。」
同時，他們起草組織章程，到各州成立分會並募款，同時聘僱專職人員，一步一腳印地為FAPA打下紮實的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一些台灣人社團皆以留學生出身者為主幹，FAPA則希望廣納人才，擴大包容性。因此FAPA成立之初，即積極延攬醫師、律師、工商業者…等各界人士加入，所以在1983年的51名委員中，有14名工商業者、13名教授、6位醫師…等。
根據FAPA組織法，會長由委員選舉產生，一任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FAPA的第一屆會長為蔡同榮 (1982-1984) ，第二屆會長為陳唐山 (1984-1986) ，第三屆會長為彭明敏 (1986-1988) 。彭教授於1989年連任第四屆會長後不久因故離去，由王桂榮接任第四屆會長。他們皆是一時之俊彥，為FAPA奠下健全的基礎。
蔡同榮擔任FAPA會長期間，陳唐山為副會長。陳唐山擔任會長期間，蔡同榮為FAPA執行長。彭明敏接任第三屆FAPA會長後，蔡同榮繼續擔任執行長。至於旅館業大咖王桂榮則一直擔任FAPA的財務長。
顯而易見地，在FAPA成立的頭十年，這些會長們是FAPA的核心人物，主導了FAPA的方向與風格。
FAPA成立時，與他們頗有交情的甘迺迪參議員辦公室助理戴恩 (Tomas Dine) 已轉任美國猶太人公共事務委員會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簡稱AIPAC) 的執行長。蔡同榮、陳唐山、蔡武雄等人於是去拜會戴恩，向他請教AIPAC的組織與運作。
猶太人在美國各界的影響力，非其他族裔所能望其項背。身為新近崛起的台美人，自然十分羨慕猶太人的成就。一時，「台灣人當學習猶太人」或「台灣人當成為亞裔猶太人」的說法甚囂塵上。
自AIPAC取經歸來後，他們開始規劃FAPA的工作重點。其時，他們的目標主要有三：1)廢除台灣的戒嚴令，2) 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與3)爭取台灣的住民自決權。
於是，他們首先選擇蔣政府在台灣實施戒嚴33週年的紀念日，在國會山莊舉辦記者會、午餐會與聽證會。他們邀請到五十多名美國參、眾議員共襄盛舉。這些議員們們不僅出席，並且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令。
接著，他們在高雄事件發生的三周年紀念日，在國會山莊舉辦記者會與午餐會，邀請四十多名參、眾兩院議員出席、發言，譴責國民黨政府違反人權，要求釋放被逮捕的人士。
然後，他們藉上海公報簽訂的第十一周年，要求眾議院亞太小組舉辦聽證會，邀請台美人出席，表達「台灣前途應由台灣住民決定」的政治主張。
諸如此類，他們一再運作，因此與參、眾兩院的許多議員都建立起良好的情誼，逐漸形成一個挺台灣的聯繫網。
1985年，FAPA會長陳唐山在國會山莊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成立一個以「促進台灣人權、自由和民主」為宗旨的「台灣民主委員會 (Committee for Democracy on Taiwan) 」，獲得許多參、眾議員們的支持，成為爾後美國國會裏的「台灣連線 (Taiwan Caucus) 」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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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唐山與美國在台協會(AIT) 理事主席在同鄉家交誼。左起：白樂崎夫人、卜睿哲、陳唐山、白樂崎大使。(蔡武雄提供)
八十年代，陳唐山、蔡同榮等人皆處於人生的壯年，精力充沛，壯志千里，不斷地在全美台灣人社區發起一波波的運動，掀起高潮。
譬如1984年，他們發動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孟岱爾 (Mondale) 競選美國總統。該年年底，他們敦促美國國會召開江南事件的人權聽證會。1985年，他們在全美各地募資，集體購買FAPA 經營的旅館…等等，在在凝聚在美國台灣人的向心力。
1988年，卸下FAPA總會長的陳唐山開始協助蔡武雄在華府創立「台灣國際關係中心 (CTIR)」，從事台美人的國會與行政部門的遊說工作。
陳唐山說，不同於FAPA主要要從事美國國會的遊說工作，「國關中心」的工作對象更多元，包括美國的行政部門、與各國之間的民間外交…等等。這個機構在蔡武雄博士的領導下，完成許多深具意義的外交任務。
1992年，「黑名單」終告解除，蔡同榮、陳唐山…等人紛紛返回台灣，施展他 們人生更大的抱負。
陳唐山回台灣後，先後擔任兩屆的台南縣長、三屆的立法委員，然後進入中央，歷任外交部長、總統府祕書長與國安會秘書長等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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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陳唐山回華府，與老友相見歡。左起: 蔡武雄、賴義雄、陳唐山、李賢淇。(蔡武雄提供)
回首過去，陳唐山原是經過優良訓練的科技專業人才，因為對台灣的愛與熱情，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備受刁難。無畏的他秉著堅強的意志，勇往直前，此後成為開拓台美人社區的領導人之一，也成了台美人在美國從事外交的尖兵。
回台後，他秉持一貫的奮鬥精神，累積在美國從事民間外交的經驗，為台灣做出更大的貢獻。
誠然，人生於他是許多機緣的累積，但總地來說，他更像一匹千里良駒，耐力驚人。縱使上了年紀，他依然一本初衷，日日為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主權獨立而孳孳不息地工作，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將他熱愛台灣的理念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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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陳唐山董事長與作者楊遠薰合影於台北遠景基金會，許學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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