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非暴力運動的教父 ─林哲夫的故事(下)

林哲夫教授

台灣非暴力運動的教父(下)

─林哲夫教授的故事

楊遠薰

 1988年，台灣終於解嚴，TURM 訓練營因此遷回台灣，在台南新化口埤教會舉行。費爾博士親自到台灣授課，一共培訓了九十多名學員，創下該訓練營成立以來學員最多的一年。

那年年底，TURM 的原住民學員受到加拿大聯合教會向加國原住民道歉的啟發，決定進行一項還台灣原住民公義的行動。他們在12月31日將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拉了下來，當場毀壞。一時，所有媒體競相報導，震撼全台灣。

受此事件影響，隔(1989)年2月28日，台灣第一座228 紀念碑在嘉義市豎立起來。3月1日，「吳鳳鄉」正式改名為「阿里山鄉」。同年九月，台灣的教科書刪除吳鳳捨生取義的愚民故事。自此，社會公義在台灣開始受到矚目。

這些成果顯然帶給  TURM 師生許多鼓勵，但費爾博士卻因此再度被國民黨政府強制出境。

「有趣的是費爾博士離台後，」林哲夫微笑地說：「他的太太唐納羅芙(Donna Loft) 與女兒接著來台，繼續負責台灣  URM 的訓練課程，延續費爾博士的志業。」

費爾博士(Dr. Edgar File) 與林哲夫教授

九十年代，台灣  URM 學員大幅增加 ，涵蓋牧師、勞工、農民、漁民、原住民、婦運人士、環保人士、公職人員、民意代表…等各階層與各族群。他們在結業後，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認真耕耘草根組織，然後帶領弱勢族群走上街頭，從事理性和平的抗爭。這些深具行動力與影響力的台灣  URM 學員被媒體稱為「街頭聖戰士」，而費爾博士與林哲夫教授則在無形中成為台灣街頭運動者的教父。

3

進入九十年代，林哲夫又跨進一個新領域，那就是非暴力抗爭。

1990年二月，林哲夫經台灣獨立聯盟( WUFI)主席張燦鍙介紹，到美國波士頓參加一項由哈佛大學教授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主持的「非暴力制裁(Non-Violence Sanction) 」國際會議。

吉恩夏普博士為一斐聲國際的社會學者，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應聘到美國哈佛大學，成立並主持愛因斯坦研究所。其著作以《非暴力行動政治學》與《從獨裁到民主》最為著名，被奉為非暴力制裁的圭臬，影響全球既深且遠。

夏普博士在《非暴力行動政治學》一書裡，詳細闡述198種「公民防衛術(Civilian-Based Defense，簡稱CBD)」，教導手無寸鐵的民眾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對抗強而有力的獨裁政權。結果，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小國、烏克蘭、塞爾維亞與緬甸等國家紛紛在八、九十年代應用這套公民防衛術對抗強權，或爭取到國家獨立或促使獨裁者讓步，夏普博士因此聲名大噪，成為非暴力運動理論的宗師。

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

林哲夫來自弱勢族群，向來感嘆赤手空拳的台灣人難以與坐擁龐大資源的國民黨政權對抗，亦對日益掘起的中國霸權深感憂心，因此懷著取經的精神，前往波士頓學習。

他註冊後，便開始翻閱吉恩夏普的著作。一讀到「非暴力運動是愛，不是恨；是主動，不是被動；是挑戰不義，而不是要傷害執行不義者；是自我受苦，而不是要殘害對方；是公開，不是祕密…」時，他不禁在心裡吶喊道：「這豈不正是我所長期追求的理想？」

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歸？他如此想著，便開始思索如何將這套公民防衛術引到台灣。首先，他邀請夏普博士到台灣演講，但大師的行程早已排滿，兩三年內無法到台灣。

其次，他與其他的學員展開密切的互動。那次參加會議的有幾數位來自美國賓州一帶，屬貴格會(Quakers) 教徒；另有數位來自北歐諸國，從事國防、外交與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由於貴格會的教友們已有非暴力行動的訓練，所以林哲夫邀請他們擔任該年七月在多倫多即將舉辦的首屆台灣  URM 高級班的講師，獲得其中四位的首肯。

1990年的台灣  URM 訓練營初級班與中級班皆在台灣舉行，但首度成立的高級班則在多倫多開設。林哲夫特別在  URM 高級班的課程裡加入四天的非暴力行動訓練，由貴格會的講師們輪流教授。結果來自台灣的鄭國忠牧師與林宗正牧師等學員皆認為這198招的公民防衛術非常實際，建議林哲夫趕快將之引入台灣。

林哲夫因此再度邀請夏普博士到台灣， 但夏普博士依然分身乏術。1991年六月，林哲夫趁赴德國參加歐洲台灣同鄉會之便，繞道奧地利、挪威與瑞典，拜會在非暴力制裁會議上結識的幾位會友。

這次的拜會開啟了他的眼界，引出了許多深思。他訪問挪威時，見到在非暴力制裁會議上擔任講員的  Dr. Johan Holst。原先擔任挪威外交研究所所長的  Dr. Holst 其時轉任挪威國防部長。他在接見林哲夫時，說：「瑞典已將非暴力制裁納入國家安全體系之一，稱為非暴力國防。」

林哲夫深思良久，不太瞭解何以非暴力制裁能轉型為非暴力國防？他接著前往瑞典，拜會另一位擔任瑞典國家非暴力抵抗署長的學員。這位學員印證了非暴力制裁確可轉型為非暴力國防的說法，大大增廣了林哲夫的見識。

如此到了1994年夏天的某日，林哲夫接到夏普博士的電話，聽得他說：「Albert，我年底可以到台灣了。」不禁大為興奮。

他連忙通知台灣  URM 的同工，共同為吉恩夏普博士安排一個非常密集的行程。結果在1990年年底，夏普博士抵達台灣後，在短短兩星期裡，接連在台北、台中與高雄作十場的公開演講，並在國防部戰爭學院作一場非公開演講、在立法院進行一場「非武裝國防」公聽會。他的演講場場爆滿，所到之處，皆形成風潮。

夏普博士離台前，對林哲夫說：「全球實踐我的理論最成功的國家就是立陶宛。你要設法邀請立陶宛群眾運動的領袖巴特凱維丘斯醫師  (Dr. Audrius Butkevicius) 到台灣訪問。」

巴特凱維丘斯醫師(Dr.Audrius Butkevicius)

林哲夫自然想邀請巴特凱維丘斯醫師到台灣演講。因為立陶宛人民勇敢的對抗蘇聯強權，成功地爭取到主權獨立，正是無數台灣人民心目中嚮往的目標。但以一個物理教授，他如何接觸立陶宛的群眾運動領袖？

正苦思之際，沒料五個月後，一通來自台北的電話改變了林哲夫的職業生涯，也讓林哲夫邀請巴特凱維丘斯醫師到台灣訪問的構想成真。

1995年五月，民進黨立委洪奇昌打電話給在加拿大的林哲夫，要他登記參加民進黨海外不分區僑選立委的初選。林哲夫接到這電話，時，正忙著給學生考期末考，亦正在密集籌劃六月將在多倫多召開的公民防衛術(CBD)國際會議。畢生不曾有過政治生涯規劃的他起初感到突兀，但後來還是抽空完成登記。

結果，他成為民進黨僑選立委候選人第二名。該年十二月，台灣立委選舉揭曉，依民進黨的得票率，他當選為台灣第三屆僑選立委。

過去三十多年，他曾殷殷期盼能回台服務，卻因名列黑名單而歸鄉不得，如今能堂堂正正返回台灣，又可做更多影響當地社會的事，胡不歸？於是，他放棄加拿大的國籍，辭去大學教授的職務，拎著簡單的行囊，直奔故鄉。然後，他在1996年2月1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他加入立法院的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負責審查外交、國防、僑務與退除役官兵委員會的預算和議案。1996年秋，他獲悉立法院長王金平將率團到波羅的海三小國作經貿訪問，便爭取參加。十一月，一行人抵達立陶宛後，他立刻與巴特凱維丘斯醫師聯絡。

巴特凱維丘斯博士其時任立陶宛的國會議員。原本是位精神科醫師的他因對立陶宛的前途滿懷使命感，乃轉而從事群眾運動。林哲夫與之一見如故，不僅當面邀請他到台灣訪問，並取得其著作《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的故事》的中文翻譯權。

1997年二月，巴特凱維丘斯醫師已轉任立陶宛國防部長，以國防部長身分正式訪問台灣。在台期間，他除了發表〈論小國之防衛策略〉的論文，並推出由林哲夫翻譯的《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的故事》的中文版。

一時，台灣媒體紛紛報導立陶宛人民在1989年八月成功地對抗蘇聯並獲得國家獨立的事實。無形中，人民以手牽手達六百公里、以和平唱歌的方式對抗強權、爭取主權的畫面注入許多台灣人的心坎。

任職立委三年期間，林哲夫始終低調認真地藉審核議案實際瞭解台灣軍事與國防的情況。他經常思索如何在台灣推行「非暴力制裁」與「非武裝國防」，使群眾性防衛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一環。 當時與他同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尚有昔日在加拿大的戰友蔡明憲立委。

1999年，林哲夫立委任期屆滿，改任立委戴振耀與鄭國忠的不支薪助理，繼續領導台灣URM的志工，以非暴力的模式，進行各種抗爭。2000年三月，台灣人民首度以選票推倒獨裁長達半世紀的國民黨政權。髯鬚已白的林哲夫目睹台灣人民首度當家作主，感動得老淚縱橫，久久不能自己。

2004年228手牽手護台灣，照片取自 www.taahouston.org

四年後，另一幕發揮人民力量的情景更令他終生難忘。2004年2月28日，在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三星期，上百萬台灣人民自動自發站出來，手牽手，從台灣頭牽到台灣尾，共同守護台灣。這豈不正是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人民在1989年8月牽手和平唱歌爭取獨立的翻版！身在其中的林哲夫見證這光景，不禁再度感動得淚水直流。

4

2016年正月，林哲夫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與許多老朋友重逢。八十五歲的他一絡長鬍白得耀眼，然面帶紅光，神采依舊奕奕。

林哲夫伉儷

問他是否繼續引進新思潮、推動新運動？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我們現在除了URM與非暴力制裁，又增加了中性第三者(3^rd Party Neutral )與開放空間學 (Open Space Technology)，合起來是四劑促進台灣成為公義和諧社會的良藥。」

他解釋說，早在1993年，他曾為減少台灣人組織間的內耗，到多倫多大學修習衝突管理學。他亦到美國紐澤西，向普林斯頓大學衝突管理學教授Dr. John Savage請益，並安排Dr. Savage在1994年夏天到台南神學院開一門有關衝突管理的密集課程。

他回台後的這十多年，目睹藍綠的惡鬥與民進黨的挫敗，深感在國內推廣衝突管理學與組織再造學的重要。因此，他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切磋琢磨，咸認現代管理學的「中性第三者(3^rd Party Neutral ) 」與「開放空間學 (Open Space Technology，簡稱OST)」將對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再生有很大的助益。

「無論社會、教會或組織，都和人一樣，有生長、成熟、衰頹與死亡的生命週期。」林哲夫教授說：「欲使之生生不息，必須視其發展，適時予以改造。中性第三者是衝突管理學的一種，目標在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開放空間學則由管理學大師Larry Peterson 的組織再造論衍生，也就是聚集組織內部的人，針對組織與議題，提出討論，消弭歧見，讓成員對組織更具向心力。」

                          他接著說，這些年，長榮大學衝突研究所一直在教導與推廣「中性第三者」，希望減少社會及團體的內耗。所長陳校賢博士即是位在加拿大拿學位的組織學與衝突管理學專家。「開放空間學」則是目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們必修的課程，由總會助理總幹事林芳仲牧師負責籌劃。

林哲夫伉儷與台灣非暴力行動同工們合影。由左至右：陳浩德牧師、林哲夫教授、林太太郭哲欽、鄭國忠牧師與林芳仲牧師。

「所以，城鄉事工(URM)、非暴力制裁(CBD) 、中性第三者與開放空間學是台灣領導者必須研習的四道課程，我們正努力地將這些新思維推廣到許多組織與社團，進而影響社會。縱使很多時候收不到立竿見影之效，但只要繼續播種，辛勤澆溉，終有紮根、結果的一天。」他又說。

「這些年，我親眼目睹台灣社會正的轉變。我對台灣充滿信心，也寄予期望。」他說這些話時，目光炯炯，臉上的紅光映著雪白的長鬍，讓人感到像一盞不滅的燈，始終散發著熱能。
他是一個不斷引進新思潮到台灣的先驅者，也是台灣非暴力運動者的精神導師。(End)

. 由左至右：林哲夫教授、蔡丁貴教授、蔡丁貴教授夫人、鄭國忠牧師、郭哲欽、作者、郭惠二教授(郭哲欽之弟)與林媽利醫師(郭惠二教授夫人) 2010年合影於台北228 紀念公園。

餐飲企業家李正三的故事(上)

李正三近影

知恩與惜福(上)　

－228受難家屬李正三的故事－

        楊遠薰

            李正三的童年不僅貧困，還有「二二八」的陰影。他的父親李鹿因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不僅自身顛沛流離，家人跟著吃苦受難，連孩子們的教育、婚姻與人生都受到影響。
             「數十年來，」李正三說：「我一直想掙脫那陰暗的環境，因此對二二八事件採取不去想也不願提的態度。」

             直到1996年的年初，他回台探視老邁的父親，與父親隔著三夾板分房而睡，半夜裡聽著父親的鼾聲，想起童年的際遇，一時百感交集，淚水直流，因此下床寫下《童年的回憶－ 家父參加二二八》一文。數日後，他到台北新公園參加「二二八紀念大會」，將這篇文章的影本傳給其他受難者家屬，才首次將這段悲慘的遭遇公開 。

              如今的李正三在美國經營餐飲事業有成，在紐約台灣人社區亦深受敬重。他覺得自己能從一個一貧如洗的鄉下孩子到今日在美國的一點成就，得感激幾個貴人在他不同的人生階段對他的提攜。然回顧過去曲折的人生，他仍十分感傷，感傷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年代，許多人如他與他的家人般地遭受難言的冤屈與迫害。也因此，他迫切期待台灣繼續翻轉，成為一個有公平與正義的自由民主國家。

二二八的悲慘回憶

                   李正三是台南學甲人，父親李鹿原本在學甲的廟口經營西藥房。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因為美軍密集轟炸台南，李鹿便關了西藥房，帶全家到偏僻的七塊厝疏散。他在鄉間耕作兩年多，很想做點生意，便在宗親建議下，買了幾部木製的織布機及一些梭子回來，準備開一間小型的織布廠。

                    1947年三月三日或四日，李鹿向家人說，他要到台南買棉紗，結果一去，數年未歸，行蹤成謎。 

                   身為獨子的李正三成年後不斷地探究，方知當時發生的一些經過。原來那時二二八事件剛發生，李鹿和同村一位曾經被日本人徵調到中國當通譯的李明珠一起開了一部裝有馬達的三輪車(力阿卡)，到嘉義探聽消息。在嘉義時，他們遇到一位曾參加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張志忠。

                   張志忠請他們留下幫忙。李明珠說他有事要先回去，留下李鹿一人隨張志忠到朴子一家旅社過夜。到了旅社後，李鹿發現另有一隊曾被日本人徵調到南洋當兵的武裝青年已在那裡。

                    第二天清早，張志忠請李鹿帶路，和這些武裝青年分乘四、五輛卡車，從嘉義經鹽水、學甲、蕭瓏糖廠、佳里北門區衙署、麻豆庄役場、總爺糖廠、下營鄉公所，最後到新營的台南縣政府。他們一路劫持金庫與槍械，搶到一些錢財及幾十枝生銹的長槍。

                    李鹿因為在第一部卡車上，行經學甲時，被人認出。他聽到有人喊：「李鹿在車上」，知道身份已暴 露，所以國民黨的軍隊一到，就機警地逃走。往後七年，他的家人便生活在愁雲慘霧中。

                    事情發生那年，李正三甫滿八歲，家裡除母親外，有一個大姐和兩個妹妹，還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祖母。父親失蹤後，一家六口全靠母親維持家計。他的母親是個不識字的童養媳，除耕種一點薄田外，還外出幫傭，藉以貼補家計。儘管如此，家中還常有斷炊虞，需舉債度日。

                    李正三在《童年的回憶》一文中敘述說：「當時家裡難有白米飯下鍋，衣褲也只穿一件，沒有所謂的內外衣 或內外褲之分，而且補補縫縫，只要乾淨就可以。上小學時大都打赤腳，念中學時一雙布鞋穿了很久，有時大姆指把鞋頭戮破了，也用粗線縫起來再穿。」

                    除了貧窮外，他們還得忍受情治單位的騷擾。警察經常三更半夜到家裡肆意搜索，用手電筒照遍屋裡的每一個地方，包括牆角、櫥櫃、甚至床下，還翻箱倒篋，任意拿走東西，並且把孩子們從床上拖到門外，厲聲問：「你爸爸有沒回來？」

                   兩年半後，亦即1949年 十一月，他媽媽生了三妹，不久即被警察帶走，罪名是「知匪不報」。因為警察判斷他父親一定回過家，媽媽才懷孕。

                   李正三那年才十歲，獨自帶著外祖母做的飯菜，搭興南客運車到佳里衙署探監。看到媽媽被關在牢裡，他非常心酸，不禁嚎啕大哭，但因為無力繳新台幣兩百元的保釋金，只得讓母親再被關。這期間，剛出生的三妹沒奶吃，他和大姐便將糕餅打碎，沖開水餵她。提起這段心酸往事，李正三說他永生難忘。

                   他又說，他父親很有正義感，卻一生為了正義付出龐大的代價。李鹿二十七歲時，參加「農民組合」，捐款給「赤色救援會」，入獄四年，他三十七歲時，因為涉及二二八事件，逃亡七年。逃 亡期間，靠磨刀為生，到處流浪。

                   當時因二二八事件逃亡的人，有的走投無路，接受台共的接濟；有的被台共吸收，變成共產黨員。父親熟識的人如張志 忠、季雲、李明珠、李媽兜和蔡孝乾等人都先後被捕。除蔡孝乾歸案外，其餘的人皆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斃。

                   李鹿逃亡七年，最後出面自首。由於自首時需寫自白書，如有隱瞞，被發現後仍會遭槍斃。所以李鹿只好將逃亡的行蹤一五一十地供出，結果連累到曾經幫助他的人，有兩個朋友因此坐牢五年。所以李正三說，他父親在自首後遭人冷眼，而情治人員依舊尾隨，實在很悲哀。

努力向上，改變命運

                    在這情況下，孩子們的求學都面臨很大的挑戰。他的大姐與大妹成績都很好，卻因家裡無力讓她們升學，而在小學畢業後就去學裁縫，幫人做衣服，以貼補家計。

                    李正三本人也無意升學，小學四年級時唸放牛班。導師陸遜覺得他的資質很好，若不栽培，實在可惜，於是到他家造訪，極力勸他母親讓家中惟一的男孩升學。就這樣，李正三轉到升學班去，從此改變他的命運。因此李正三說， 陸遜老師是他生命中第一個貴人。

　                小學畢業後，李正三考上北門初中。初中畢業後，他考上台南師範學校。當時的師範學校係公費，畢業後又可以當老師，因此成為台灣南部許多學生爭相報考的明星學校。

                    李正三說，他考上台南師範後，每天穿著繡有「南師」的校服，自己覺得很光彩，心裡暗自希望將 來結婚的對象，也是個師範畢業生。

                    自台南師範畢業後，李正三被分發到高雄左營明德國小教書。當時學校的人事室要老師們三人一組聯保，所以他得找其他兩位老師作保。可是當其他同事知道他是二二八涉案人的家屬後，竟沒人要和他聯保。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打擊，讓他覺得父親的參與二二八，像一道抹不滅的陰影，永遠追隨著他。

                   他在高雄教書時，一邊刻苦自習，終於在兩年後考上師大歷史系，再度享有公費生的待遇。李正三說，當年無論讀師範學校或師範大學，教官都極力拉攏學生，勸他們加入國民黨。但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他身上，他明白這是父親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心裡則希望自己也入黨，以便和主流社會一致。

                    終於在師大快畢業時，他經由朋友的介紹，加入國民黨。他說，幸好入了黨，否則以後根本無法出國。

                   師大畢業後，他到高雄鼓山國中教一年書，也在這段期間結婚，然後去服兵役。服役期間，有一天，他接到師大助教王啟宗的信，要他退役後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郭廷以所長報到。

                   原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其時和美國匹茲堡大學合作， 正進行一項「比較中國和德國現代化」的研究計劃，需人從事「晚清社會群眾運動」的研究。當時的郭廷以所長兼任師大文學院院長，便在師大歷史系裡挑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擔任，如此找到李正三。

                  李正三接到信後，喜出望外，深覺自己毫無人脈與背景，居然能到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從事研究，這機會真是可遇不可求。也因此，他特別感激郭廷以所長的提拔，稱他是他生命中的第二個貴人。

                   在他們的研究計劃裡，社會群眾運動分偶發事件（Incident）、案件（Case）與運動（Movement） 三類，依參與人數的多寡、時間發展的長短、與運動規模的大小歸類。李正三在中央研究院代史所的工作就是與其他五位同事共同研讀四十八大冊的「大清歷朝實錄」， 從中找出自嘉慶元年至宣統三年間發生的所有變亂，然後依社會群眾運動的準則加以歸類。

                  他和主持這項研究計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楊慶坤教授共事一陣子後， 楊教授幫他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額獎學金，使他得以赴美深造。這是他人生的另一個重大轉捩點，因此他稱楊慶坤教授為他生命中的第三個貴人。

                 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入學准可與獎學金證明後，李正三立刻申請出國，但遲遲不見核准，他知道這又是那個尾大不掉的「二二八惡魔」在作怪，只好到處拜託位高權重的人幫忙。

                 他的父親帶他去見谷正文先生，可是谷老先生反叫他不要出國。他去找中央研究院的王世杰院長寫保證書，王院長不在，代理總幹事李亦園問他如何證明他是個愛國的青年？

                他掏出國民黨的黨證，李先生看了後，為他寫了一封「忠黨愛國」的保證書。然後，出國手續被核准，他也因此得以在1968年出國留學。

成立克勤克儉的小家庭

                 值得慶幸的是，他的婚姻並沒有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認識阿雪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件事。他們的頭次 約會，彷如台灣六十年代愛情小說的描述。

                李正三說，由於李家三代單傳，大學將畢業時，家人就希望他成家生子、傳宗接代。這時，有個朋友介紹高雄女師畢業的張阿雪給他。他看了照片，覺得女孩模樣清秀可愛，同樣出身農家，又是個師範畢業生，便砰然心動，開始認真地寫信給對方。

                 兩人通信半年多，終於利用師大畢業旅行南下高雄時，約好第一次見面。因為怕認錯人，兩人約定見面時要穿什麼樣的衣服，男的手裡還要拿一份報紙做記號。

                 就這樣，他們在高雄火車站見面，然後一起去看電影。真是天賜良緣，電影看到一半，忽然發生地震。 女孩一驚，牽著男的手立刻往外跑。這一牽，就牽出戀情來。一年後，他們結了婚。

結婚五十年後的李正三伉儷合影

                                       婚後，李正三去當兵，阿雪留在高雄教書，住在李正三的姐姐家。她懷了孕，將臨盆之際，寫了封信，告訴在軍中服役的丈夫：「孩子要出生了。」然後貼上郵票，等鎮痛開始，由大姑送她前往醫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李正三接到信後，向部隊請假，然後回家看她和剛出世的兒子。

                     她第二次生產時，李正三同樣缺席。那時，他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工作，房租很貴，只賃個小房間居住。阿雪仍在高雄教書，兩人南北相隔，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彼此仍靠信箋寄相思。

                     同樣在將近臨盆時，阿雪寫好信，在鎮痛開始後、前往醫院生產的途中，把信投到郵筒裡。等李正三接到信後，向工作單位請假，再回家看她和新生的嬰兒。說到此，阿雪笑著說，在保守的六十年代，生產時丈夫不在身邊，產房的護士都拿異樣的眼光看她，當她是未婚生子呢。

                       然後，李正三到美國留學。阿雪就帶著兩個稚齡的兒子搬到李正三父母住的台東，與公婆同住，由婆婆幫忙帶孩子，她繼續教書，一家省吃儉用，所有的寄望都放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李正三身上。(待續)

餐飲企業家李正三的故事(下)

李正三伉儷近影

知恩與惜福(下)　

－228受難家屬李正三的故事－

        楊遠薰

                      李正三於1968年出國時，向親友借了一千塊美金，到了美國後，立刻把這一 千塊錢寄回去。他在匹茲堡大學唸研究所時，每個月可領三百元獎學金。他自己用兩百美元，寄一百美元回家。

                      1970年，他拿到碩士學位。想起在台灣時，因是二二八涉案人家屬，處處受到掣肘與打壓，他不想回台灣，但因為唸的是社會學，不易找到工作，只好先赴紐澤西，在一家餐館打工。

                     這時的阿雪知道丈夫畢業了，在紐澤西州求發展，便拜託公婆照顧孩子，自己買了一張機票，帶著僅有的一百塊美金，飛到美國探望丈夫。兩人結婚已七年，這才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但夫妻好不容易才相聚，卻為生活無著苦。當阿雪猶豫著是否要回台灣時，同鄉蔡其芳的太太張秀貞對她說了一句話，讓她終生難忘。張秀貞說：「在美國，只要肯做，餓不死的。」

                   就憑這句話，阿雪留了下來。不久，一對香港來的夫妻需人幫忙照顧兩個小孩，阿雪去應徵這份工作，那對夫婦提供地下室，讓她與正三居住，還付她二十元的工資。厚道的阿雪心想人家願意讓他們免費居住，已經很好了，於是又把二十元工資還回去。

                  如此過了一年，兩個兒子終於獲准到美國團聚。那段時日，李正三繼續在餐館打工，阿雪工作外，還找時間到成人學校上英文課。 她說，孩子那時已經上小學了，問爸爸在做什麼？她都不願意回答。因為在台灣時，正三在中央研究院上班，她在學校裡教書，聽起來很像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到了美國，正三工作無著，大人心理都還調適不來，要她對孩子說：「爸爸在餐館打工」，她實在 說不出口。

                李正三說，他從小有很多志願，要當老師、科學家…等等，但從沒想過要開餐館。他剛開始在餐廳打工時，心裡很掙扎，但那是當時惟一的出路，由不得自己。沒想到後來他竟在餐飲界發跡，餐館一家接一家地開，鄉親們爭相和他合夥，說來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經營日本料理店

                 1974年，李正三在餐館打工已四年。因為有兩個小孩，他設法買了一棟房子，但職業仍無頭緒，心情依舊苦悶。就在這時，他遇到生命中的第四個恩貴人－陳金鐘社長。

                 陳金鐘是日本餐飲業鉅子，其時在日本已擁有八十五家「元祿壽司」，那年到美國旅遊，經郭正昭的鼓勵，決定在紐約帝國大廈附近開設第八 十六家「元祿壽司」，正在物色經理人選中。

                 那時，李正三經朋友郭正昭介紹，認識陳社長。陳社長覺得李正三務實可靠，雖無經營日本餐館的經驗，仍可重用，乃聘李正三為紐 約「元祿壽司」的經理。

                 這對李正三來說，無異開啟一條活路。他格外用心學習，餐館也在他的用心經營下，呈現不錯的業績。

                  成功靠努力，也靠機緣。1976年，台灣開放觀光，許多旅行社組團到紐約觀光。到了紐約，一定會去帝國大廈。中午用餐時刻，大夥人看到「元祿壽司」的招牌，如獲至寶，便一窩蜂地湧向李正三經營的飯店。

                「元祿壽司」係將壽司放在流轉的輸送帶上，由客人自行取用，很合台灣遊客的口胃。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不久台灣旅行團裡都盛傳「紐約帝國大廈旁有一家日本料理店」，因此顧客源源不斷，餐館業務蒸蒸日上，李正三如吃了定心丸，全家在美國的生活亦安定下來。

               「餐館的事我什麼都做，但就是不會作菜。」李正三笑著說：「『元祿壽司』通常星期日不做生 意，但有一次，一個旅行團預訂星期天來吃飯，我只好一早到餐廳，在廚房裡又切又炒，忙了一陣後，再到外面招呼客人。結果，領隊拉我到一旁， 低聲對我說：『你要你的廚師改進廚藝，米粉太鹹了。』等客人一走，我趕快嚐一口米粉。哇！果然是鹹！以後我再也不敢大意，隨便獻醜了。」

              「元祿壽司」的房契一簽十年，原先一年的租金是美金五萬，沒想到契約期滿後，竟跳至十七萬美金。如此一來，生意難做，必須另謀打算。

               這時，阿雪見家附近的購物商場Willow Brook Mall的速食部裡有個小攤位出租，便和正三商量。兩人隨後決定自己創業，便於1982年租下該商場的一個攤位，開起「富士壽司」。

               因為地方小，他們無法用輸送帶流轉食物，但生意很好，因此奠下創業的基礎。接著，紐澤西中部22號公路上有間餐廳出讓，地點很好，餐館與停車場都很具規模，他們就將之買下，同時邀請幾位好友投資。

              時值日本電影「將軍」在美國上演，十分轟動。李正三便將這家在1984年三月開張的日本料理店取名為「將軍22」，結果營業狀況頗令人滿意。

李正三伉儷2015年攝於其所經營的「將軍22」餐館前

                             同鄉見他經營的幾家餐廳都賺錢，便都希望和他合作。於是1985年十二月，18號公路上的「將軍18」開幕。1986年七月，北部Fairfield的「大阪」日本料理店開幕。1988年九月，27號公路上的「將軍27」開幕。

             李正三說，他前後開過十二家餐館，除了一家中菜館沒賺錢外，其餘每家都賺錢，而且營業面積一家比一家大。

               由於經營餐館成功，許多人都向他討教祕訣。他說其實道理大家都懂，所謂祕訣就是要掌握幾項經營餐館的基本原則：一、貨品要好，食物要新鮮。二、服務要好，要給客人親切週到的感覺。三、地方要乾淨，隨時得花錢整修。四、價格要有競爭性，不能高出其他同行太多。

「將軍22」的"Sashimi & Susi Combination"

               至於商界裡，合夥投資的夥伴反目成仇的例子不少。李正三說，他的每家餐廳都有不同的合夥人，十多年來皆相安無事，說來只有兩個要點：一是不貪，二是不計較，有利潤大家分，凡事讓人一點。

               這也是他的處世原則，所以這些年來，他踏出餐飲界，活躍台美人社區裡，廣植人脈，亦普受鄉親們的信任與尊重。

 有情有義的社會

            李正三於1996年二月回台，參加在台北市新公園舉行的第一屆「二二八紀念大會」。他在紀念會中，想起父親為了參與二二八事件而顛沛流離，全家亦跟著吃苦受難，不禁悲從中來，當場放聲大哭。

            這一哭，哭出數十年來深埋在心中的痛苦與委屈。他任憑哭聲宣洩，然後竟感到一種前所未有說的平靜。之後，他決定走出心繭，化悲憤為力量，便開始積極參加 台灣人的運動。

            隔(1997)年二月，俄亥俄州的魏妙圭在辛辛那提舉辦二二八紀念會，邀請他去演講。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公開講述自己的二二八經歷，心情自然十分激動，但畢竟順利講完。

            接著，他去聖地牙哥，參加該地舉辦的「228五十週年紀念大會」。由於當天的主講人─二二八事件受難人王育霖的兒子王克雄因故晚到，主持人臨時請他講話。因為心理上沒有充分準備，他上台後，講起當年的遭遇，竟在台上泣不成聲，無法自已。

            李正三於1998年出任紐約台灣同鄉會理事，然後在那年二月二十八日假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會」。他邀請二二八事件受難人阮朝日的愛女阮美姝、六十年代在費城鼓吹台灣獨立運動的盧主義、陳以德與林榮勳的遺孀童靜梓女士前來演講，整個台灣會館坐無虛席，全場充滿感傷的氣氛，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講紀念會。

            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再度在紐約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國殤日紀念會」，邀請另一228受難人張七郎的孫子張文滿來演講，同樣情況感人。

            因為他辦活動十分成功，同鄉變公推他擔任1999年與2000年兩任的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那兩年正值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與總統大選、首度政黨輪替等大事。李正三的人脈豐沛，親和力與活動力皆很強，帶頭從事賑災捐款、感謝遊行、到各種支援阿扁競選的募款餐會、演講會與造勢會，接二連三，使紐約台美人社區呈現一片蓬勃的現象。

            李正三對前總統陳水扁情有獨鍾。他說，他第一次見到阿扁是在1996年，陳前總統當時以台北市長的身份參加在新公園舉行的「二二八紀念大會」，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知悉阿扁同樣來自台南鄉下，亦出身貧苦的農家，他對阿扁的力爭上游更有說不出的親切感。所以2000年台灣總統選戰一開打，他便深信阿扁比其他兩位家世優越立場曖昧的候選人更能體恤百姓的疾苦與堅定台灣的立場，因此決心挺扁。

            1999年十月，他在其所經營的「將軍27」舉辦「紐約紐澤西阿扁之友會」成立大會，各界人士齊集，士氣如虹。接著，他們展開一連串助選、募款與造勢活動，然後目睹2000年台灣人用選票讓獨裁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國民黨政權下台，感動地淚水直流。

           「接下來許多年，」李正三說：「我們海外許多鄉親共同無條件地為台灣奉獻熱情與力量，儘管有過挫折與失望，但如今回想，那段一起為理想打拼的歲月最有意義，也最值得懷念。」

李正三(左一)伉儷與郭來哲(右一)伉儷合影

             李正三經商之餘，還與已故摯友林忠勝共創「口述歷史研究室」，勤於筆耕。他在七十歲那年出版一本厚達七百多頁的文集，此時並計劃撰寫一本有關父親李鹿與其時代的書。

              「家父在他的年代為了公義，付出極慘痛的代價。」李正三說：「即使我在美國安定後，數度為家父申請來美，亦都被台灣境管局以『緩議』處置，直到家父七十四歲那年方得以成行。這種政治凌遲與陰影非外人所能想像，因此身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我要呼籲所有台灣人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千萬不能倒退，尤盼大家繼續努力，使台灣成為一個有情有義、有是非、公道與人權的自由民主的國家。」(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