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厚的精彩人生 (中)
─ WUFI永遠秘書長的傳奇
楊遠薰
王康厚到美國考察一個多月，回台後的第二天，調查局的人又出現，要他報告在美國的見聞。
「我的弟弟不是共產黨員。」王康厚語氣堅定地說：「他非常愛台灣，批判共產黨比批判國民黨還厲害。」
這些都是據實以告。但調查局的人顯然不買帳，以後每隔一段時日，便來盤查一下。
1975年夏天，王康厚到南美洲考察商務，突然接到公司打來的緊急電話，告以調查局的人帶稅務局的人前來查帳，帶走所有的帳簿。
王康厚火速趕回，與對方溝通。對方告訴他，他的公司逃稅，將罰三千萬！
三千萬在當時簡直是天文大數字！「就算整個公司都賠掉，也不可能繳出那數字！」王康厚激動地回應：「你們根本蓄意找碴，無中生有，乾脆讓公司倒閉算了！」
結果隔天，有人來找他，對他說，他那樣做，無濟於事。真要解決事情，還得放軟身段，與對方私下談判。說穿了，就是找人說項、送紅包、談價碼。
王康厚想起父親從前在北京被捕的際遇，就冷靜下來。此後十來天，他每天早上九點鐘就到華陰街的「兩路(公路與鐵路)調查站」報到，每次約談一個半小時。約談之後，他就找人關說，然後依照指示，一一送紅包，打點一切，正如從前父親坐牢時家裡依指示行賄的翻版。
如此到了第十天，價碼談妥四百萬。然後，對方要他在應訊時大聲叫喊：「乾脆讓公司倒閉算了！」他照辦。數日後，法院開出的罰鍰果然就是四百萬台幣。
「四百萬罰鍰加上大約兩百萬的行賄，」王康厚說：「公司實在撐不下。而且半年後，他們竟又來搜一次，簡直像無底洞。」
結果，股東們基於各方面考量，決定關門大吉。他也因此拜託在美國的妹妹幫忙，請她幫忙辦移民手續。
「曼珠早在1961年到美國，」王康厚說：「與丈夫住在紐約皇后區。我與康德兩家的移民美國，都是她幫的忙。」
中年移民國外，另起爐灶，絕非易事。但事至如此，王康厚只有繼續向前。1979年夏天，他們全家抵達美國紐約的法拉盛。
他當時已四十七歲，既無雄厚的資金，亦無耀眼的學歷，卻有四個正在成長的孩子，必須馬上工作，以紓減生活的壓力。
1979年，王康厚一家初抵美國，合影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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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由康陸的介紹，到一家台灣人投資的店裡打工，同時亦到日本人開設的尋才公司登記，希望能在日人經營的公司裡謀到一職。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不少企業進軍美國，在紐約購置不動產與公司行號。王康厚就在這時機中，在紐約的一家日本銀行覓得一份總務部門的工作。
他工作十分努力，不久便獲主管賞識，逐步升遷。與此同時，太太亦在一家台灣人的醫師診所做事，全家很快地在美國安頓下來。
爾後，四個孩子陸續上大學與研究所，母親繼續與他們同住，弟妹們經常來訪，儼然像一個大家庭。
提起弟妹們，王康厚說：「康德自軍中退役後，在別家公司工作一陣子後，就到我的公司當業務主任。後來公司被抄，生意做不下，康德便偕太太方惠音在1977年移民美國，也住在法拉盛。」
「康德在服役時認識方惠音。」康厚笑著說：「惠音畢業國防醫學院，在軍中當護理長，官階中尉。康德當時不過是個服役的阿兵哥，結果竟讓他追上了。我當年還陪他到屏東南州去提親呢！」
康德一家移居美國後，順利立足，工作之餘，與惠音都先後當過紐約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康德個性內向，」康厚說：「惠音比較活潑、人際關係佳，所以涉入台灣人社團比康德還要廣。她的父母是廣東人，父親服務屏東南州糖廠。因為自小在南台灣長大，惠音會講台灣話，也認同台灣，在九十年代曾先後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與台灣人權會會長。」
么弟康陸是全家最早接觸台獨運動的人。他在紐約的AT& T (美國電話與通訊公司)擔任系統分析師，與美珠共育一子。由於美珠在紐澤西一家跨國公司擔任化學師，所以兩人住在紐澤西，小陸每天到紐約上班。
王康厚說：「小陸個性溫和，承襲父親的文采，中、英文俱佳。當年台獨的一些重要論述，皆出自他的手筆。他總默默地做事，所以在同鄉或獨盟(WUFI)裡，都深獲好評。」
王康陸於1975年起，出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宣傳部負責人暨《台獨月刊》總編輯。他自1977年起，連續擔任六屆長達十二年的獨盟秘書長。
「小陸一直很忙。」康厚又說：「他上班之外的時間大都放在獨運上。 有時下了班，他會到我家看媽媽，但常常吃了飯就走了，或許到獨盟工作室，或許到台灣公論報，總是來去匆匆。」
「他很瘦，又有胃病。」他繼續感傷地說：「常常要吃飯了，他就胃痛。每次胃痛，便臉色蒼白，吃不下飯。媽媽見他瘦成那樣子，很不捨，就問他：『你這麼為獨運奔波，有用嗎？』他回答說：『有沒有用，我也不知道，但事情總要有人做。』我母親那時每個月領一百多美元的社會福利金，每次小陸告辭時，便三十、五十地塞給他，說要捐給台獨聯盟。」
媽媽、美珠、曼珠、恭子、康厚、康德與康陸合影於機場
那些年，因為孩子都在唸書，王康厚的生活壓力大，王康厚可說有班必加，盡量工作。「但凡是台灣人的活動，我們一家大小都參加。」他說：「不管是街頭示威或同鄉會的活動，我們與康德、康陸三家從不缺席。」
自他移民美國後，台灣與海外都發生一連串重大的事情，包括1979年的中美建交、美麗島事件至1980年的林義雄家血案、美麗島大審判，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等等，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熱血沸騰。
其時，島內的民主鬥士因為有生命與自由的危險，極需海外的奧援，因此頻頻透過管道，造訪美國。海外的台灣人社區則因為一批接一批的島內人士的造訪而熱鬧非凡，負責聯絡與接待的人亦忙得團團轉。
王康厚自威權統治的台灣來到自由開放的美國，又身處朝氣蓬勃的台美人社區，頓時感到蟄伏已久的熱情逐漸復甦起來。他覺得雖然較晚才到美國，生活有壓力，但精神上卻很開懷，尤其這段期間，他們的家庭遭遇一樁極不尋常的事，那就是與失聯三十三年的二哥與二姐團圓！
美、中年建交後，雙方便互派學者訪問。他們因此把握機會，託人探聽二哥與二姐的下落，結果在1980年春、夏間獲得了消息。他們的母親與妹妹曼珠立刻辦手續，飛赴北京，果然見到了三十三年毫無訊息的二哥與二姐。
原來他的二哥與二姐都早已改名，但都在著名的大學擔任日文的教授。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清算、鬥爭，二哥尤其被下放、勞改，直至1980年方獲得平反。他們那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所以在母親與曼珠自北京回美國後，在美國的弟弟妹妹便趕緊集資，邀請他們到美國探親。
王康厚說：「我父親在世時，三不五時便找人算命，看他倆是否還在人世？我母親則是有廟必拜，心裡經常惦記著他倆。如今總算見到了、摸到了，也在一起講話，那種感覺真的是恍如隔世。」
於是自1981至1984年間，他們三次邀請二哥與二姐到美國，帶他們到處旅遊，也陪他們逛商場、購物。
「我當年與二哥、二姐分手時，已經十七歲，」王康厚說：「所以對他們很有記憶。尤其他們唸大學時，我是小學生與初中生，對他們很崇拜。印象裡的二哥一直是聰明、自信，很會分析時事，凡事很有見解，可說是我當時心中的偶像。可是失聯三十三年後重逢，我心裡覺得他昔日的那種銳氣與英氣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與誠惶誠恐，我看了很感傷，心想環境確實會改變一個人。」
1981年，帶久別重逢的二哥與二姐遊佛羅里達與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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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秋季起，小陸更常忙得不見人影。因為那年十月，一位名為高資敏的台僑向維吉尼亞州法院提出告訴，指控《台灣公論報》刊登影射他為「四腳仔」的文章，乃人身毀謗，求償四百五十萬美金。
《台灣公論報》是台獨聯盟的機關報，前身為《台獨月刊》。王康厚說：「小陸從前負責台獨月刊，後來參與台灣公論報的創立。台灣公論報向來慘澹經營，若需要賠償四百五十萬美金，惟有關門一途。為拯救公論報，小陸與其他同志晝夜不停地奔波。還好得天之助，後來竟然請到了著名的人權律師、前美國司法部長雷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為其免費的辯護律師。」
「那時，小陸配合克拉克律師的工作，」他繼續說：「隨時提供資料、翻譯文件、幫忙找證人…等等。有時好久沒見到他，我就打個電話給他，說媽媽念著你呢！他就到我家一趟，不過也是來去匆匆。家人見他忙成那樣子，又那麼瘦，都不知該說什麼。幸好1985年夏天，美國法院裁定台灣公論報勝訴，大家才跟著鬆了一口氣。」
么弟王康陸 (1941-1993)
王康陸自1977年連續擔任十二年的獨盟祕書長後，於1989年暫時卸下棒子。其後兩年，他與家人得有較多相處時間。然在1990年，島內外局勢都出現相當大的變化。
那年六月，李登輝總統正式宣佈終止動員勘亂臨時條款，意即結束國民黨政府在台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令。隨後，台獨聯盟為因應島內的變化，宣佈兩年內將遷盟回台。
獨盟的盟員因為名列黑名單，一向無法取得回台的簽證。所以獨盟的這項宣佈，無異對外昭示他們決心挑戰黑名單制度。但是誰來打前鋒？誰要率先偷渡回台又公開被捕、向社會大眾凸顯黑名單制度的不合理？
「獨盟盟員大都留學生出身，」王康厚說：「在美國皆有專業與家庭。要人家放棄一切，為理念赴湯蹈火，確是一大挑戰。我那時還他們評估，倘闖關回台被捕，因戒嚴法已廢除，當不至被判死刑，但大概逃不十年的 徒刑。」
「那年十月，」他接著說：「我母親在台灣病情嚴重，小陸申請回台探親被拒。兩個月後，母親去逝，享年九十六歲。小陸申請回台奔喪，又再度被拒。這件事帶給他很大的衝擊，想必促成他在內心作一些決定。」
1990年，母親生日，家人合影於康厚家。由左至右：美珠、恭子、惠音、康陸、康厚、媽媽、曼珠、妹婿與康德。
1991年夏天，台獨聯盟改選，王康陸再度出任獨盟祕書長，同時兼任美東獨盟遷台的負責人。他悄然辭掉NYNEX 公司系統研發副主任的職務，然後在九月初赴華府出席眾院亞太小組召集的台灣問題公聽會後，即自親朋間消失。
一個多月後的10月20 日，台灣各大報突以頭版刊載「台獨份子王康陸被捕」的新聞。斗大的標題下即是王康陸平靜地被戴上手銬的照片，內容敘述祕密潛回台灣的台獨聯盟祕書長王康陸在台北海霸王餐廳現身，公開出席台獨聯盟盟員大會，隨後安然接受被捕。
「他的神情始終很平靜。」王康厚說：「即使後來我到土城看守所去看他，也見他泰然自若。他向來主張非暴力運動，也親身實踐非暴力抗爭。他回台前就已料定會被捕，也準備坐監，所以心裡一直很平靜。他對我說，他在獄中一如往昔，同樣讀書、寫作、思考與策劃獨盟的發展等等。他就是這麼一位心懷理想、無畏無懼、不斷默默 向前的人。」
繼王康陸之後，又有多名闖關回台的獨盟盟員被捕。1992年，土城看守所曾經同時關了王康陸、郭倍宏、李應元與張燦鍙等四名留美博士，一時備受矚目。看守所外，在「100行動聯盟」的社運與學運人士帶領下，民眾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的呼聲日益高漲。
刑法第一百條的原文是：「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土地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體、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前項之預備犯，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條使台灣長期籠罩在白色恐怖陰影的治內亂罪條文終於在1992年5月15日由台灣立法院通過修正案，廢除言論、和平內亂罪。而審判王康陸的案件在5月23日開庭，頓成新聞的焦點。
「開庭那天，我們在台灣的親人與支持台灣民主的人士都到法院奧援。因為康陸已在拘留所坐了七個月牢，所以當審判長宣佈他被判刑七個月、當庭釋放時，法院內響起一片歡呼聲。他笑容滿面地被眾人簇擁步出法院，這是台灣民主邁向新里程的時刻。」王康厚說。
1991年康陸偷渡回台被捕開庭時，庭外的群眾抗議照片，中為康德，右為大姐娟娟與三妹姍姍。
王康陸出獄後的一年多該是他生命中的高潮。他積極為獨盟在台設立據點奔波，也經常應邀至各大學演講、座談，闡揚台獨的理念。他文質彬彬的氣息與海外闖關回台的革命者形象使他很自然成為許多青年學子心目中的偶像，他也歡喜與年輕的學生們在一起，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1993年10月12日，」王康厚說：「我在美國突然接到小陸車禍喪生的消息，一時很難相信，也無法接受。我一連哭了好幾天，心如刀割。後來每一想起，眼淚還是忍不住噗溯溯地掉。那年夏天，小陸因為兒子寧文要上大學，特地回美國與家人團聚，九月才回台灣。沒想到這一回去，竟成永別。」
「而且，那又是一樁非常離奇的車禍。」他接著說：「那天晚上，小陸應邀到文化大學演講，然後與學生們座談，直到十點，方與一位學生一起搭計程車下山。就在仰德大道的國安局旁，被一位酒醉又無駕照的人開車撞亡。根據載小陸的計程車司機說，他開車下山時，一直有一部車尾隨在後，整個過程疑雲重重，給人的感覺像是蓄意謀殺，但我們又缺乏證據去指控。」
王康陸去世時，享年五十二歲。(待續)
